作为以“学校整体转型变革”为性质和宗旨的变革,已持续23年之久的“新基础教育”创生了诸多推动学校转型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价值观变革为起点,依托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课堂教学变革、班级建设变革等三大载体,通过贴地式深度介入的方式,在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双向滋养双向建构中,赋予学校发展的“三底”“三力”和“三思”。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直接聚焦在策略、方式和方法等操作层面,如力图改变“管理策略”“教学方法”等,“新基础教育”却直接探入种种策略、方法背后的“价值观”,学校转型必须首先回到价值观这一原点中去,重新审视并建构学校教育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上:“什么是好教育”“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好教师”“什么是好教学”等。其中,“好教育”与“好学校”是首要的两类价值观。在“新基础教育”的创始人叶澜教授看来,“教育”,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能够“教好天地人事,育出生命自觉”的教育,就是“好教育”;“好学校”是现代型学校,而不是近代型学校,其特征在于“价值提升”“重心下移”“过程互动”“结构开放”“动力内化”等,由此构成了所有“新基础教育”试验学校转型变革的目标,并衍生出了相应的学校评估标准。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要么将重心放在“学校领导与管理”,要么定位在“课堂教学”,强调“课堂教学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新基础教育”则致力于推动学校的“整体”变革,因此,“学校领导与管理”“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这三个支柱一个都不能少,并且力图实现三者之间的交融共生。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则通过构建“大中小学合作研究机制”,以贴地深度介入式的方式,深入到学校策划、实施与评估中,参与到教师的备课、上课、说课、评课与写课之中,而且反复重建……换言之,进入中小学学校教育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把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再把新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等双向转化的方式,实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生共长。在此过程中创生的新经验、新理论,都不只属于大学研究者或中小学校长及老师,而是“新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共生体的共同产物。
通过如上学校转型的抓手和策略,“新基础教育”研究希望所有参与的试验学校,拥有“三底”“三力”和“三思”。
所谓“三底”,就是叶澜教授提出的“底线”“底蕴”和“底色”。对于学校转型而言,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学校转型变革,一要有“底线”:即把学生当学生、把教师当教师、把学校当学校;二要有“底蕴”:既要有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办学的底蕴,也要有校本特色的学校特色文化传统作为学校发展的底蕴,两者都包括“老传统”和“新传统”,且不能相互割裂对立,要实现“老树上发新芽”;三要有“底色”,将“新基础教育”的新价值观、新理念化入学校日常教育生活中,渗入学校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实现“日常化”。
所谓“三力”,就是“内动力”“内定力”和“内生力”。“内动力”意味着学校自身有变革的需要,不只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大众舆论的压力和推动下变革,而是有自我更新和再造的动力;“内定力”需要学校,不满足于追逐时尚和风向标,牢牢守住底线,呵护底蕴,铺好底色,无论外界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朝着认准的价值观这一“标杆”直线跑;“内生力”则是学校通过坚持不懈的转型改革,获得绵绵不绝的自我生长的力量,自我创生的智慧。
所谓“三思”,与“思维方式”有关。一直以来,“新基础教育”对流弊已久的“点状思维”“割裂思维”“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思维”“极端化思维”等保持敏感和清醒的认知,转而倡导“双向关联思维”“整体融通思维”“综合融通思维”等三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因而,主张“成事成人”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在成事中成人,以成人促成事”;主张教师与学生是不可分割的“共生体”,教学是“教”与“学”不可分割的整体,课堂则是师生共生共长的家园;主张建立学校“特点”与“特色”的有机关联,“特点”是和少数人相关,在特定情境下发生,偶尔为之的东西,“特色”则与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相关。最重要的在于“特色”之“色”,是“特点”之点的弥漫、弥散和渗透,也是不同“特点”与“亮点”之间的彼此关联、互动、融通和渗透的产物。
拥有了“三底”“三力”和“三思”之后的学校教育,方可实现充分的整体转型变革,并通过“新基础教育”改革创造“学校教育新生活”。(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