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的“超能作业”过多过滥，起码反映了两个不容规避的问题：一是教育教学权力缺乏制衡，有权太任性。二是地方教育监管部门失责失语。某种意义上说，有粗放的作业布置及监管体制，才有任性的奇葩作业横行。
日前，沈阳市教育局专门召开会议，就做好义务教育学校“减负提质”进行全面部署和要求，首次提出教师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等。
孩子的作业家长做，孩子的游戏家长玩，甚至有些打着创新幌子的“家庭作业”完全就是拼爹拼妈拼资源……这些年，各色奇葩作业成了家长朋友圈里吐槽的热点。不少家长一身疲累回到家，还得“加班加点”地替孩子打工忙：手绘主题绘本、制作班级小报、设计机器人、制作南瓜灯……但凡寒暑假，奇葩作业更是组团折腾人。
朱熹在《小学》里有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家庭作业从纸面上跳脱出来，走向辽阔的生活与时代，拥抱澎湃的亲情与友情，既是教育规律使然，亦是成长的必然路径。一些新颖的家庭作业，有着生动的现实诉求，有着鲜明的价值主张，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更好更快地完成阶段性社会化的任务，还丰富了认知结构和教育内涵。
不过，自古就有因材施教之说，教育的辩证法，首先是要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这里的“教育对象”，既包括课堂上的学生，亦包括学生背后的家长。有几个道理是显然的：第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背后的家长，不仅是家庭的支柱，更是行业的中坚。在这个“过劳”的时代，他们是压力最大、生活节奏最快的中青年。教师在布置需要家长完成的作业时，当有起码的“同情心”，不该想当然。第二，创新的家庭作业，还要考虑当地教育环境。比如说在农民工子女较多的中小学，乃至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如果作业对物质成本与硬件的要求过高，类似上网查询与打印等作业，显然就“强人所难”，且容易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家庭作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亦放大了孩子的挫败感。最重要的是，作业要与孩子的能力相匹配，比如要求低年级小学生做电子模型、要求高年级小学生完成PPT论文，是否揠苗助长不说，简直就是明摆着让家长们死扛作业。
作业是家长的，签名是孩子的，成绩是老师的。这样的形式主义作业，除了滋长孩子弄虚作假、攀比浪费之风，还有几多正面意义？“入门级”“困难级”“变态级”，各种标新立异的作业，为难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身后的家长。以前，值得警惕的是幼教小学化、小学奥赛化，题海战术从来就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在人文与创新的旗帜下，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生作业，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书面作业少了，有形作业减了，但少数科任老师比赛似地想着办法折腾家长。
义务教育阶段的“超能作业”过多过滥，起码反映了两个不容规避的问题：一是教育教学权力缺乏制衡，有权太任性。什么样的作业是合理的，什么样的作业是越界的，“最终解释权”其实还在教师手里，纵使有个家长委员会，又有多少人敢于在孩子老师面前妄议作业？二是地方教育监管部门失责失语。面对家长的吐槽，面对媒体的举报，校方及职能部门鲜有铿锵回应。某种意义上说，有粗放的作业布置及监管体制，才有任性的奇葩作业横行。
教育有法，创新有度。在沈阳的禁令之前，亦有不少地方关注到了“家庭作业异化为家长作业”的顽疾。比如今年初，浙江省教育厅专门下发《关于改进与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或纠正孩子的作业错误，不得要求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打印作业。
眼下而言，要给家长“减负”，路径无非两个：一是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布置作业的质与量同时纳入监管考核范畴，二是建立健全家长监督举报制度，将不合理作业禁绝在严明的权利救济框架内。一句话，作业清爽，教育才能健康。（作者邓海建，系媒体评论员）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2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