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道了广州市“小学午休一席难求，学生无奈上‘黑托管’”，引发社会关注。据了解，广州市目前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经营范围为“学生托管”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仅15家，而仅在一所学校附近1000米以内，就有提供学生托管服务的场所至少10家以上。
北京青年报：学生托管服务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广州市学生托管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随着都市小型家庭的增多，和学生作息规律的调整，无论是学生中午休息还是放学后的托管，都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有着如此强大的需求，只要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就不愁孩子没有去处。但问题在于，孩子的托管无小事，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很有必要。然而如果监管标准大幅提高，一方面，很多小型的社会托管机构很难达标转正，自然抑制了市场的供给，再说监管效率也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高标准对应的只能是高成本，由此给家长带来的成本压力不可小觑。就此而言，如果简单将托管的难题交给家长和市场，其实几近于无解。
学校之所以说无力承担托管，主要是额外收费承担托管之责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学校并非无需对托管承担任何责任。学生托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衍生出来的问题，义务教育应当对学生“多管一步”。
比如，学校提供场地，由家长与财政部门共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办托管，如此既可保障托管的质量，也可降低家长的成本。近日湖北省出台《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就是采取的这个思路。更灵活的做法是，相关部门给予适当的补贴，提高学校和社会办托管的积极性。当一些符合要求的托管机构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补贴，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自然会乐于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家长也能减少成本。
除了学校之外，整合社区的资源同样是不错的选择。较之于市场化的托管机构，社区由于具有现成的组织框架和场地资源，无论是在加强监管还是成本约束上都具有优势。
当前托管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是如何遏制、取缔“黑托管”，而是大量的托管需求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满足。从这个角度看，学生托管服务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的改革，即通过恰当的方式，调动和激活已有的社会资源，从学校、教育部门到社区、社会组织等，以最低的成本和最有效的渠道，提供质量更高、更有保障的托管服务。（本文为《北京青年报》社评，有删改）
检察日报：明确监管主体是当务之急
黑托管的问题其实早已引起广州市代表委员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在2013年1月广州“两会”知情问政咨询活动中，教育局称自己无监管权限，工商局回应“非营利性的托管机构应由民政局管理”，民政局则答复“服务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的，归教育局管，办理了民办非企业登记的，则由民政局和教育局双重管理”。
说实话，托管机构监管费时费力不说，出了事情就可能人命关天，有关部门自然是能推就推。但是，难监管就不监管，就不出台监管办法，这样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笔者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从更高立法层面上给托管机构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但作为有立法权的广州市，理应借鉴其他地方监管经验，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广州托管机构反映出来的问题，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在地方立法中予以明确。其一，托管机构的监管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而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没有能力和职权做好托管机构的协调监管工作，因此应将各区政府作为托管机构监管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协调机制，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工商、食药、卫生、公安、教育等部门，对托管机构共同进行监督管理。其二，学生托管工作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仅仅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学生托管需求，因此政府在监管的同时，要根据托管机构规模、容纳学生人数等予以政策性财政补贴，以吸引有实力的民营资本进入托管行业，有利于提高托管机构的建设水平。
当然，在长期脱管的情况下，如果短时间内直接封杀“黑托管”，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放学后无地可去，形成另一个安全隐患。当务之急，要在地方立法的同时，分步推进托管服务规范管理，对资质、环境、条件等采取原则指引、适当放宽、一站服务、整改过渡的缓冲期，逐步达到规范管理要求，对确实无法达到规范要求的，应坚决取缔。（作者：王成艳，原载《检察日报》，有删改）
南方都市报：治“黑托管”不妨 借鉴共享经济思维
现实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担忧，但自从取消校内午托，“黑午托”不仅不愁没生意，还不断发展壮大，而家长们则除了被动接受，基本没任何其他选项。假如真要严格取缔无证“午托”，其结果只能是大量学生无处可“托”，并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与代价。
不可否认，有道是“术业有专攻”，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并非饭店旅社，校内午休托管更是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既然如此，学生午休托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某种程度上，不必分神于午托之类的琐事杂务，学校才更能专注于办学，提高教育质量。
“黑午托”遍地开花的背后，市场为何失效，恐怕同样值得反思。现实中，尽管午托需求庞大，但对零散分化的服务供应商来说，质量与成本控制的确难有优势。必须在校园周边开展业务，也注定了在场地上存在限制。午托更多以家庭托管式的小生意模式存在，服务质量更多取决于个人水平而非专业的管理运营能力，也就注定了午托市场在监管与质量上难以有明确的标准和执行力度。
当然，这并非“黑午托”市场泛滥的理由，如今互联网共享经济正热门，无论是拼车还是家庭厨房，其基本理念正是释放家庭与社区资源，午托市场本身其实也有着类似的属性。那么，如何对这一新生事物建立合理的监管机制，既充分释放资源，保障服务的质量，同时又减少因监管而增加的不必要成本，或许更是对监管能力的考验。（作者：吴江，原载《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19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