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批民国时期的教育家里，要论“招人恨”的本事，舒新城认了第二，他人便难认第一。
他这本事在刚踏入教育界即小试牛刀。1917年他24岁，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长沙兑泽中学任教，对学校枯燥单一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变革，很快小有成果。可惜同行相轻，一个24岁的小毛头比过一群老资格，自然引来嫉恨，一些学生也亦步亦趋，对舒新城心怀不满。最后闹得学生罢课，矛头直指舒新城。1918年，屁股刚把椅子捂热的舒新城不得不离开兑泽。
舒新城前脚离开兑泽，后脚就进了长沙福湘女校，而且任了教务主任。听名字就知道，福湘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舒新城又在这里推行教学改革，使女校焕发出勃勃生机，却与教会办学初衷大相径庭。眼看双方矛盾日显，1919年10月，舒新城大笔一挥发了一文，名曰《我对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结果一举得罪整个湖南教会教育界，福湘当即给舒新城送上开除“大礼”。然而舒新城“不思悔改”，一个月不到，他就办了一份进步报刊评论湖南教育弊端，这回招来的是湖南地方政府当局，舒新城不得不避难上海。屈指一算，从1917年夏到1919年11月，两年时间，从中学到湖南教会教育界再到政府，舒新城开罪的对象一级比一级高，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可谓“步步高升”。
舒新城“招人恨”的本事在出任成都高等师范教授时达到顶峰。一位叫刘舫的女生早就对舒新城敬仰，两人走得较近。师生的并行身影被道德家们看在眼里，一连串诬陷发酵之后，1925年4月28日，学校以全体教职员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为罪名，要师生缉拿舒新城，校长甚至请来大兵帮忙，明令“捕得即行殴毙”。
这可真是奇闻。民国时期搞师生恋的名流数不胜数——何况舒新城那时候跟刘舫还真不是恋爱关系（两人是因此劫难才渐生爱慕，真正结婚已是6年之后）——也没见谁被学校恨成这样，乃至要“殴毙”，活活打死。何有此故？也算是舒新城本性难移。他到成都高等师范没多久就发现，该校“在名义上一切都照部章，而十余年来，部章上的高等师范并没有什么变更，所以斋务学监等等名目，都和我十年前进过的湖南高师一样”。他工资本就比一般教师高，加上对教育制度、作法多有责备，这得罪了本地教育界的当权人士，于是借着刘舫一通污蔑，并把事件闹到军警发布通缉令在四川全省悬赏缉拿的地步。还算舒新城命大，东躲西藏了十几日，总算逃出生天。
需要强调的是，险些被“殴毙”在成都街头的舒新城，那时已因大力推行舶来的道尔顿制教学实验声震全国，算得上教育界的名人了。舒新城在湖南高师就读时打下英文功底，可以直接阅读英文教育理论原著，他饱读杜威、桑代克等西方教育大师的著作，论教育理论素养，国内鲜有出其右者。1920年美国人首创道尔顿制，主张学校社会化，以“自由”“合作”等为原则，舒新城对此一见倾心。在国内同行念英文连舌头还没捋顺的时候，他就已经竭力介绍和推行道尔顿制，并借此声名大震，此时他也不过30岁出头而已。
偏偏这么一个有真本事又年轻的人，又直言直语。道尔顿制算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但看到国内对此一哄而上囫囵吞枣，他又泼冷水，还造了个新词：“避冒”，意即“避假冒道尔顿制的名义以自欺欺人者之所为”。有段时间他的演讲邀约颇多，有学校请他演讲，贴出布告，“下午三时请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士舒新城先生讲演诸生须按时出席”云云。舒新城一登讲台，先来一句：“本人并非学士硕士，乃一假借他人中学文凭而考入高师的毕业生。”他对自己在成都的教授生涯也如此自嘲：“以教书的名义拿公家的金钱，而且要使数百青年都跟着我这所谓虚假的教育家走，更觉得造孽，然而在事实上，靠着几句东抄西袭的文章，几句不痛不痒的语言居然登坛了，作人师了，而且居然骗得一般青年叫好了！”这样一个舒新城，为装腔作势之辈所不容，简直毫无意外。
1928年后，舒新城基本告别教育界，应中华书局之聘担任《辞海》主编，全身心投入《辞海》的编纂工作。随后几年，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书局总经理怕日方肇事，力主砍掉《辞海》，分类单独出书，对最敏感的社会科学条目全部取消，部分同仁也主张删除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对此表示“决不从命”，说：“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的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条目决不能取消。”在舒新城的力争和主持之下，《辞海》出书方针未变，保持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观点和立场，并于1936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分别出版上下册。
即便不做教育，舒新城还是那个舒新城。（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7年01月1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