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西南联大①
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和奇迹，汪曾祺就读的时间是1939年至1943年。他的大学读了5年，最终也只拿了个肄业证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曾祺所就读的江阴南菁中学停课，其时他正上高二。为完成学业，曾辗转多地借读，亦时读时辍，其间曾跟随家人到离城稍远的乡下庵中避难（即小说《受戒》所写的那个庵）。随身所带除了备考所需的数理化教科书，只有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两书。汪曾祺曾言：“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其实远不止于此，定了他终身、让他走上写作一途的还有他的大学。
日军南侵，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建临时大学，南迁至长沙，改为西南联合大学，继而又迁至昆明。在相对安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办教育，传承文化火种，谱写出中国教育史上璀璨的华章。
从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九年，培育出八千余名毕业生，扛起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大梁，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卓越的贡献。其间流传至今的故事，折谢出的精神、风骨、人格是那般超然绝尘、爽然高举，令我辈无限神往慨叹。
1939年，汪曾祺辗转大半个南中国，经由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由于一路奔波，他得了恶性疟疾，住进医院，高烧超过四十度，几至病危。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就晃晃悠悠进了考场，居然顺利考中。他报考的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各系学生各有特点，从外表上亦能看出个大概，中文系的男生多为“不衫不履”的名士派头。何孔敬的《长相思》一书中有一张李荣、汪曾祺和朱德熙三人的合影，大抵如此，三人均身着长衫、不修边幅的样子。如果说这还只是表面现象，那么汪曾祺骨子里也是个潇洒不拘、自由散漫的人。
他上课很随便，喜欢的就上，不喜欢的就不上。沈从文先生的课他都上——“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必修课，“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是选修课，他都选了。据他回想，沈从文并不擅讲课，声音小，操着很浓的湘西口音，不好懂。然而他又说要是能听“懂”的话，就会受益匪浅、终生受用。让汪曾祺体味深刻并在以后的写作实践中深有同感的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他算是读通透了。
闻一多先生的课他也喜欢。闻一多先后开过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三门课。楚辞课上，闻先生先点燃烟斗，会抽烟的学生也可以点上（汪是会抽烟的学生之一），然后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这个课前细节被后人广为传颂，汪曾祺是亲历者。他说上闻先生的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他盛赞闻先生讲唐诗“并世无第二人”，不蹈袭前人一语，是将晚唐诗和西方印象派画对比、用比较文学方法讲唐诗的第一人。
即便沈从文、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课在他看来精彩无比，汪曾祺也大大咧咧，从不记笔记。以至他后来不无遗憾地说：“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他对同学郑临川能把闻一多上唐诗的课整理出版成《闻一多论唐诗》佩服得不得了，说是做了件大好事。
但有的课不对路子，便不去上。他主动旁听过西语系教授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只听一节就放弃了，原因是他讲的第一首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他认为这未免太浅了。朱自清的“宋诗”课，他也不甚喜欢，理由是太严格。“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这不太符合汪曾祺自由散漫的性情，便时常缺课，这给朱自清留下不佳印象，以至大学毕业后，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被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上课随便，读书也随性，这大抵是汪曾祺的大学生活。这个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杂，一是不拘时间地点。杂到什么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心所欲，随便瞎看”，连元朝菜谱类的书《饮膳正要》都看得挺仔细，可见博杂之极。当然还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哲学作品，如纪德、阿索林、弗洛伊德、萨特、伍尔芙等等，都看过。也是出于随性，对于广为称道的列夫·托尔斯泰却始终提不起兴趣。直至晚年，汪曾祺认为，读杂书好处多多，对其创作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看书不拘地点。茶馆、系图书馆、翠湖边上的图书馆都去，只是不愿去学校的大图书馆——那么多人正襟危坐的读书方式，他不乐意接受。他愿意去系图书馆看书，完全是因那里的自由，随便什么书，想看就抽下来看，不用经过借书手续，而且还可以抽烟。一次在系图书馆夜读，听得墙外坟地一派细乐之声，很是瘆人。
看书不分时间，黑白颠倒。他和历史系一位同居25号联大宿舍的舍友，几乎不曾谋面，原因是那个同学每天黎明即起，他则从不循规蹈矩，是个夜猫子。他说自己“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回宿舍睡觉”。有一段时间租住在民强巷，每晚看书写作到天已薄亮，听到邻居家的鸭子呷呷叫起来，他才睡去。可见他的吊儿郎当只是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对于读书和写作还是极用功和用心的。
自由还表现在教授们上课及学生们的选课上。据汪曾祺回忆，教授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样讲就怎样讲，无人干涉。教文字的唐兰先生开过《词选》，上课基本不讲，就是操着无锡腔，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一首词就算讲完了。联大教授的课也都可以随意旁听……
教授们自由上课，学生自由选课、读书，学校都一样的宽容，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除了一些基础性的课，大多数教授对学生要求不严，一般都是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当然，读书报告重在有无独创性见解，而不是抄书。联大师生都有较大的自主性，这大概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那么多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正是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造就了他：“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当然也正是因为自由和随性，汪曾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体育、英语两门课不及格，他多读了一年大学；又因没按学校规定到前线做翻译，他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书。这让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格外多了一些波折，吃了不少苦头。可见联大的宽松自由和严格要求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否也是这所大学的魅力所在？（段春娟，汪曾祺研究者，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主编《你好，汪曾祺》等）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6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