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之后，西风东渐，那段历史里，能称得上“教育家”的人，不少。但能被公认为“革命教育家”的，不多。
这便是教育家的队伍里，徐特立“特立独行”的一面。他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教育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更因为他的教育实践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徐特立1930年进入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他根据苏区特点，建立了四类学校体系。第一类属于青年和成年教育，主要任务是消除文盲；第二类学校是劳动小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共产主义新后代；第三类是介于劳动小学和大学之间的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第四类是大学，培养高等专门人才。
这四类学校都因时因地制宜，全日制、半日制、业余，形式兼备，皆为实际服务。比如针对青年和成年人的第一类学校是要消除文盲。当时苏区的群众文盲率到了多少？90%以上。所谓“扁担跌落地，不知是个一”并非笑谈，而是沉甸甸的事实，甚至一些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都不能看公文、书报、信件。徐特立的办学，直指社会现实的痛处，最终取得显著效果。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并非妄言。《兴国乡村的教育》记载，兴国县适龄儿童总数为20969人，其中12806人入小学读书，占适龄儿童总数的60%。而同期教育发达的江苏省，1930年全省入学儿童也只有不到6万人，占适龄儿童的13%。直到1946年，徐特立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苏区教育，还说“那时的教育都是实际的，是收到实际效果的”。效果好到什么地步，大概对手的评价最真实。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报告说：“苏区的老百姓从小孩到老人，全被共产党‘赤化’了。”这种“赤化”，就是群众基础，就是革命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
更值重视的是，这样的成绩，是徐特立充分依赖人民本身的力量取得的。在江西苏区，徐特立提出了“以人民教民”的教育方案，即“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到陕北之后，徐特立又创办文盲师范。大生产运动中，当棉花要打杈时，教师和学生一道动手和农民打杈；在选举时，教员和学生积极参加，并向居民宣传，同时学到了有关民主选举的知识；在防旱备荒中，教师和学生都参加工作讨论办法……在此期间，徐特立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成熟，形成了他最鲜明的教育思想标志，即“群众本位”。
这是近代以来，教育家群体中相当独特的思想。回望那一批教育家，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瞄向的是学生群体，他们批判传统教育对人的束缚，要塑造学生为适应时代的新人，围绕这一目标，他们在很多环节和细节上做到了极致。然而徐特立一语道破其中的缺憾，认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虽从教师本位转变到了学生本位、生活本位，但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徐特立创造了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奇迹。
徐特立年轻时本想皈依佛门，后转为寻求教育救国，这一生的70余年就献给了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毛泽东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当他70寿辰时，中共中央写信祝贺称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他祝寿。他在旧式教育里耕耘多年，在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后，他又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中取得巨大成就，放眼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教育家”的名号，于他可谓实至名归。（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0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