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他与慈善结缘，他一路耕耘，又敢言直言——
周秋光：推动慈善向善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周秋光（左）。近年来，周秋光开始向慈善“实干家”转变。他说：“学者最大的特长是纸上谈兵，但学者最大的问题也是纸上谈兵。”
作为《慈善法》宣讲团成员，周秋光经常出现在各地的讲台。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这部曾经难产十年、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终见开花结果。
这部法律的出台，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秋光就呼吁慈善法制化，是国内最早呼吁慈善立法的学者。在《慈善法》之前，国务院曾出台慈善法规条例，周秋光专门写出6000多字的建议稿获得采纳。他的研究为《慈善法》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际上，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慈善研究第一人，周秋光的不少研究成果都具有填充空白的意义。他被称为中国慈善史的拓荒者、中国慈善理论体系的奠基者，是慈善研究的领军人物。
日前，本报记者走近周秋光，感受这位湖湘学人的学术追求和直言真言的当代“史家”风采。
因熊希龄结缘慈善
周秋光与慈善结缘，始于熊希龄。
上世纪80年代初，周秋光在著名史学家林增平教授门下读研究生，研究辛亥革命。1983年，国务院进行古籍整理，林增平带着周秋光去湖南人民出版社选题，其他人物都被选光了，唯独只剩下熊希龄。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担任过一年多热河都统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长期以来，受“革命的史学观”影响，熊备受争议，大多时候被视为一位政客，在当时评价普遍偏低。由于刚从各种政治运动中走出来，都不想惹麻烦，所以很多学者都不愿意选择他。周秋光对熊希龄有过了解，又正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于是选择了《熊希龄集》的整理工作。
周秋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军阀史》，并穷尽一切资料进行佐证，他对熊希龄的认识也逐渐深入。熊希龄虽然在政治上成就不够突出，但却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抗日救亡之中，为了“慈善济世”几乎耗尽大半辈子的心血。特别在国家动荡、民族危亡之际，他动员家人投身抗日救国，并把自己的所有家产约合大洋27.5万元、白银6.2万两全部捐献慈善事业，以救助难民和孤儿，还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毕生致力于慈善教育。
从1983年到1996年，周秋光对熊希龄的研究坚持了13年。期间，他完成了近一千万字的《熊希龄集》、《熊希龄传》、《熊希龄年谱》三部曲以及一系列论文。通过对熊希龄的研究，周秋光不只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慈善史专著《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催生了我国第一部慈善通史《中国慈善简史》，这为周秋光打开了慈善研究的视野。
通过熊希龄的研究，周秋光意识到我国慈善事业的断层，以及推行慈善、规范慈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此，他便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慈善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慈善法规与文化的建设上。
给慈善作“史记”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慈善不是被视为反动派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就是被斥为“封资修”的毒货，就连熊希龄的学生也称老师为“伪善”，造成了长达30年的慈善事业断层。其时，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边界混淆，民间慈善行为式微，社会慈善文化稀缺，民众慈善意识淡漠……遑论什么慈善法规了。
但从古今中外来看，慈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慈善事业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净化人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国家社保体系之外的必要补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救急良药。
士子的情怀和学者的使命感，促使周秋光要将慈善理论研究、慈善事业推行进行到底。
1985年，周秋光开始慈善理论拓荒。正由于太过冷门，周秋光的研究填补了慈善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开山之作。1996年，周秋光赴美访学，美国民间普遍的慈善义举，让他眼界大开。他看到，在城市广场或僻静的街区，常有慈善行为和举措。人们不仅给贫困者捐款，捐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很新衣服都摆在公开的地方，任人取用。慈善完全融入在普通的生活中，就像一件习以为常的必需品。
这让他对慈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动力，属于社会调节之一种，已经与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科技进步、管理创新等密切相连。”
红十字会是国际上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传教士带来的“舶来品”，红十字会在中国被视作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周秋光带着两个学生翻报纸，甚至跑到美国搜集资料。2000年，他发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系统地论述了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成立、发展和影响，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但周秋光并不满足仅做一个慈善组织的研究。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秀平女士对周秋光说，为什么不做个慈善通史呢？“我也有过这种意识，但是不敢大想，我不断拷问自己，写个通史，我能行吗？”周秋光回忆。
张秀平的话坚定了周秋光的想法。他带着自己得意门生曾桂林做副手，对慈善史重新进行架构。2005年，周秋光花费6年时间完成了40余万字的《中国慈善简史》，这是我国慈善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
此后，周秋光又不断突破自己。2007年，三卷17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出版；2010年，第一部地方慈善史《湖南慈善史》出版；2011年，国内第一部当代慈善个案研究《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0）》出版。目前，周秋光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份量达八卷本，500万字。
力推慈善回归民间
周秋光的眼前常常浮现出一幕。
1917年，南北军阀争夺地盘进行混战，生灵涂炭。9月，京津一带发生特大水灾，百万黎民饥寒交迫，瘟疫流行，饿殍遍野，流离失所。熊希龄坐在船头，眼望着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少年时期立下的理想和眼前的灾荒，促使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济民救亡之路。
这是熊希龄开展慈善事业的开始。
熊希龄那一刻的所思所想，也常常在周秋光心中引发共鸣。
“我有时想，跟熊希龄比，我算什么呢？我能为慈善做什么呢？”周秋光说，“学者最大的特长也是纸上谈兵，但学者最大的问题也是纸上谈兵。”
他力促自己成为一名“实干家”。
作为湖南省政协常委，周秋光的大部分提案都是围绕慈善展开的，包括在省政协会上递交的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支持社会助残并解决湖南省残疾人艺术团相关问题等提案。而推进慈善民间化、法制化、系统化、普及化、专业化，则是周秋光多年来最为着力的地方。
周秋光做慈善研究的30年，也是中国慈善由无到有、从冷到热的30年，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呈现官办慈善为主，民办慈善为辅的格局。不过，近年来，红十字会、青基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官办慈善组织相继爆出一些问题，“郭美美事件”更是热极一时。
对于这些问题，周秋光从不避讳、敢于直言。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我觉得它们出问题是必然的”。
他直言不讳地说：“只要这个官办的机制不变，就很难避免出现问题，政府不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此，周秋光长期呼吁，慈善一定要回归民间。
他认为，慈善是一种民间行为，因为善源来自民间，是人们出于善心对弱势群体自觉自愿的帮助。它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不能把它纳入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社会保障或者福利才是属于政府的责任。如果慈善成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那么政府和民间的界限以及职责区分也就没有了。
他呼吁，政府要从慈善中退出来，专心做社保、做公益、谋福利；政府一定要认识到民办慈善其实就是在帮助政府，政府没有必要去和民办慈善争善源，从而阻碍民间慈善的发展；“民办官助”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政府在放手让民间办慈善的同时，要用法制去监管，引导民办慈善机构建立行业规范、行业自律等等。
周秋光表示，正是因为理论界长期没有厘清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的边界，厘清政府和民间在慈善中的定位，《慈善法》因此迟迟没有出台。这使得慈善事业一方面因为缺乏约束与监督，各种慈善乱象频发；另一方面又造成官办慈善垄断局面，阻碍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从而严重影响了事业的健康发展。
可堪欣慰的是，2012年以后，在这些问题上各界基本达成了共识。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周秋光长期力促慈善法出台，为其做了大量工作。得到这个消息时，周秋光正在北京。那天，他和卢德之、徐永光、王振耀等几位慈善界大腕聚在一起，每人差不多都喝醉了。
致力实践慈善教育
如今是鼎鼎大名的慈善史专家，周秋光少年时怀的却是画家梦。1954年，周秋光出生于耒阳三都双红村2组。父亲是个船工，长年奔波于耒水河上。1971年高中毕业，周秋光回乡当知青，三年间，他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加工厂会计、乡民办教师。
其时，别人把书籍弃之如敝屣，他仍然还抱着一个文艺青年的幻想，“因此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多画了几筐画”。因为心里做着画家梦，1974年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他报的也是湖南师院美术系。
文化成绩名列前茅，专业成绩名列第一，本以为十拿九稳，可莫名其妙的是，他却收到了历史系的通知书——原来，名额被别人取代了。
迈入历史系的大门，周秋光的艺术梦幻灭了，史学梦却在冉冉升腾——这或许对当代选错专业的大学生人生有所启示。他说：“假如命运做了错误的安排，我则选择正确的道路。”
30多年来，周秋光在岳麓山下的这所大学，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尽管1998年后他也兼职从政，官至长沙市政协副主席，但他说，一位教师不应离开讲台，一位学者不应该离开学术。
熊希龄对他的人生观影响至深。
他告诉记者，熊希龄的一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维新，济世，救亡。熊前半生在政界，从民国总理的职务上退下来后，希冀能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就投身了慈善。他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养孤贫儿童，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去补救当时的社会，并提出贫富均等的慈善教育理念。
他说：“我认为做慈善有两种，一种是慈善救济，即救人的身体和生命；另一种是慈善教育，即救人的灵魂。前者是消极的慈善，后者是积极的慈善。而积极的慈善才能真正实现慈善的终极意义。熊希龄所倡导和实践的正是慈善教育，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和理念值得我毕生去探索和研究。”
因此，传承和践行熊希龄的慈善教育，便成为了周秋光的另一终身事业。早在写完《熊希龄传》之后，他就敏锐地觉察到慈善事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于是及时将学术视野转向慈善事业，并着手培养后备梯队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慈善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得多么好。
在周秋光看来，当前我国的社会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慈善观念滞后，慈善文化还不浓厚；慈善机构的数量太少，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慈善组织自身亦存在着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弱点等。
他说，尽管政府大力提倡，但一些人仍对慈善事业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甚至一些慈善组织及其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也只是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产物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从而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理念存在着较大差距。
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在人才。
为此，他最早在全国开始培养慈善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并尝试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模式和研究生培养模式——让研究生充当学术助手，做课题研究训练和实验，并将这种训练实验和他们的毕业论文相结合。《中国慈善简史》便是他和他的学生曾桂林等合作的结果，也是这种模式的第一次尝试。此后，他相继与学生黄仁国合撰了《刘大年传》，与张少利等合撰了《湖南慈善史》，与贺永田等合撰了《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1）》等。
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周秋光培养了一大批研究型人才。目前他率领其博士生、硕士生，组建成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团队。该团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产学研合作，将慈善理论研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及其反响。目前，他的很多弟子已经成为教授了。
邵阳学院教师李朝霞是周秋光2001级研究生，她回忆起在周秋光门下求学的经历，最大的感受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永远有鱼吃，必须学会钓鱼的方法。“周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正是钓鱼的方法。许多周门弟子因此受益匪浅。”她说。
这些年来，周秋光用大量的时间来传播和弘扬慈善文化，他每天只睡6个小时，忙得脚不沾地，人称其为“很拼的老头”。仅这几年，他就应邀担纲国务院立项、民政部和江苏省共建的我国慈善领域首个专题博物馆——中华慈善博物馆史料文本和布展内容文本的总撰稿人，又应邀作为《慈善法》宣讲团成员四处宣讲。今年暑假期间，他也没有休息，还办了一个有全国40余所高校103人参加培训的“慈善公益与社会发展”暑期学校，为慈善公益人才的培养尽心尽力。（本报记者 阳锡叶）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0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