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伯苓一手创办的南开中学已经走进第20个年头，他一直心心所念的南开大学也已创办5年，再加上一年前创办的南开女中，看起来，张伯苓的“南开教育集团”发展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名叫宁恩承的南开大学学生却向自己的学校开炮了。
原来，南开引以为傲的从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彼时却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负面效果。不少学生从南开中学读到南开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回去教中学，稍有不同的，也是到美国“混几年回国教大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宁恩承语），整个南开的教育，也“食洋不化、脱离实际”，全英文授课、教材照搬欧美原版不说，甚至连解剖用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23岁的商科学生宁恩承对此颇为不满，遂著文《轮回教育》进行辛辣讽刺。他写道：“学问吗？什么叫作学问！救国吗？这样便算救国吗！”文章发表在南开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上，一时轰动无二，宁恩泽也声震全国。
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学生们都很赞成，留美教师们却激愤异常，指责文章污辱师长。双方一度闹得不可开交。这场风波让张伯苓认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他应时而动，迅速改革。1925年，除了英语课，南开其他课程都采用国语教学；1927年，南开开始自编教材；1928年，他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以更好“知中国，服务中国”。
后人研究张伯苓，多将1928年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认作张伯苓“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形成的标志。如果没有这样独立完整的“土货化”的思想体系，张伯苓“教育家”头衔的含金量，或许将打个折扣。而追溯张氏改革之缘由，竟是由学生“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也足见张伯苓的胸怀——顺便一提，1930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迫切需要管理校务的得力助手。张伯苓推荐给张学良的人选，就是这个“闹事”的宁恩承。而宁恩承果然不负众望，成为东北大学的传奇校长。
这也恰恰是张伯苓对“允公允能”的身体力行。南开初办之时，张伯苓就给南开制定“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时时教导学生要“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于张伯苓而言，“公德”与“能力”绝非口号，而是需要以身作则。为了让学生不被“五大病”所污染，他明令禁止学生吸烟、赌博等不良行为。他曾见一名学生吸烟过多，连手指都被熏得焦黄，遂出言批评。那名学生却反驳道：“先生你不也抽烟吗？怎么说我呢？”张伯苓一愣，沉思片刻后说：“你的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并当即折断了随身携带的烟杆。从此以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无犯戒者，张伯苓也果真终身不吸。
有校长至此，学生焉不“允公允能”？1934年，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南开学生当着日本驻津总领事梅津美治郎的面，用黑、白两色小旗组成“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字样，引起全场轰动。梅津美治郎当即提出抗议，张伯苓则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事后，他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世人皆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独特的“南开现象”。从小学到大学，从男校到女校，南开系列学校办一所火一所，办在哪里就成为哪里的精神高地。论教育理念，哪所学校不重视“公、能”？区别无非在于是否写入校训。论办学经费，南开长期私立，经费全靠张伯苓化缘而来，常常捉襟见肘。西南联大三校复校时，当时教育部分配30亿元复员费，清华北大拿走22亿，全校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只拿到了最少的8亿。但偏偏张伯苓做到了，道理何在？
或许其一句话可为答案：“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张伯苓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南开师生因此给他起一雅号：“巍巍大校长”。这一雅号仅仅赞其仪表非凡吗？显然未必。（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8月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