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晏阳初90岁了。客居纽约的他写下《九十自述》回溯一生，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后来，他还说过一段类似的话：“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
苦力，就是劳苦大众，就是平民阶层。被后世尊称为“平民教育家”的晏阳初对苦力的感情，始于1918年6月。那时，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赴法国北部的布朗，为赴欧华工提供志愿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华工最需要的一项服务，就是替他们写家书。几乎每晚，都有几十、上百人来找晏阳初，让他帮忙写信。后来，晏阳初把华工们最常用的字编成一本“千字课”，作为识字班教材，开始一板一眼地教授生字。他还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3个多月、每晚1小时的学习，有40多名成绩优秀的华工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
回到美国后，晏阳初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件，一名华工写道：“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让晏阳初十分感动。他意识到，中国平民身上拥有这个民族最美好的传统美德，普通百姓并非“不可教”，而是“无教”。若有一天，占据中国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能够获得受教育机会，那么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一日千里。
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他游历19个省份，集中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1926年4月，他发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文章指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中国人的教育一定要符合中国社会现实，“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根据中国8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而且几乎全是文盲的国情，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社会贤达，于1923年8月23日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并选定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定县平民教育，就此拉开帷幕。
彼时，晏阳初认为，中国平民普遍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针对这四大病症，他们以“四大教育”之法解决之——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其中，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重中之重。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访定县，耳闻所及之后，他在记录中写道：“我在定县，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这生动地表明，一群与几千年古老历史浸染出的同胞完全不一样的崭新的中国人，正在定县乡村蓬勃生长。
今天回望定县平民教育，最激荡人心的，当属斯诺的这一段记述。费孝通曾对晏阳初的试验持有异议，评论晏“是想避免社会制度的改革而达到农村复兴的目的”，质疑“为什么不从土地制度入手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指出“晏先生的乡建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他现在所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诚然，历史已经证明晏阳初的改良思想无法彻底挽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命运，然而如今，费孝通所言的“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已经解开，晏阳初的平（公）民教育思想，似当有新的生命力。
晏阳初说过，“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再健全的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公民去实行、去参与、去维护，它也无法良好地运行。施以踏实的、先进的教育，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将走得更加顺畅。（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16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