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送别杨绛先生
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合影。新华社发
2013年2月3日，在杨绛先生家中，本报记者张学军向杨绛先生介绍《中国教育报》。资料图片
5月25日下午，北京市西城区的南沙沟小区平静如常。稍有不同的是，小区门口聚起了三三两两的记者。
这里是她生前的住所。1977年，她和丈夫搬进南沙沟小区，从此一家人一直居住在这里。小区很普通，有人向出入小区的居民询问她的情况，大多数人表示只知道她住在该小区，但没有过接触。
低调、隐世，几十年来，她和丈夫不愿见“粉丝”、媒体，不愿出席各类会议。从1990年以来，唯一一个因为采访亲自来过这间老房子的记者，还是托了父亲是她老同学的关系。夫妇二人，在喧嚣中觅得一处秘境，把自己的人生安顿于此。
然而并不只是封闭。因为，在这个老小区中，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正是夫妇二人的家。
她说，这是“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如今，她真的走了。她想悄悄地走，然而公众无法假装忽视她的离开。人们对她的怀念，风起云涌。
因为，她是杨绛先生。
“我却要捧杨绛！”
世人怀念杨绛，一是怀念她的才气。
杨绛本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3岁时回到故乡江苏无锡。杨家是无锡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维新派，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因为她极为聪明，且爱好读书学习。
杨绛曾说，她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杨绛曾对人讲起，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绛最先入的是东吴大学。彼时，教师给杨绛的评语是“仙童好静”。她中英文俱佳，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
后来，杨绛来到清华。正是从那时起，杨绛走上了自己创作的道路。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颇受朱自清青睐，朱自清主动将其推荐至《大公报》上发表。
抗战时期，钱杨夫妇二人困守上海“孤岛”时，钱钟书潜心《围城》的创作，杨绛操持家务之余也没闲着，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
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父亲和杨绛的姐妹们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劫难，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于1978年4月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邓小平将杨绛版本的《堂吉诃德》赠与西班牙国王。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然而，如此具有才气的杨绛，却长期主动“躲藏”在钱钟书的背后，甘愿成为钱钟书的“不要钱的老妈子”。
这一场爱情，也成为杨绛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标志。世人或许没读过杨绛所有的书，但一定会知道，她和钱钟书有一场万人艳羡的爱情。
“我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钱杨二人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
杨绛初始就读东吴大学，但那只是她的“备选”。她一心一意要考清华大学，却因当时清华在南方没有女生招生名额，只得转向他处。
然而，清华始终是杨绛心心念念所在。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已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本要一起入学，杨绛却临时变卦，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正因为这次“临时变卦”，杨绛才终于和钱钟书相遇。所以，杨绛的母亲也在后来打趣：“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彼时，钱钟书已是著名的才子，而杨绛也不遑多让，时有流言称：“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他们终于偶遇。
杨绛多次描述这次偶遇。在她的回忆里，钱钟书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文学青年打扮，但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
双方一见面，便已心生好感。钱钟书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含羞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此后，钱钟书著书立说，杨绛则将主要精力放于家庭琐事，甘愿成为“灶下婢”。
一生立于钱钟书身后，她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在《围城》序中，钱钟书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1989年，《围城》将要搬上银幕，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对此评价四个字：“实获我心。”他还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说过：“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
真正的爱情，不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更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与坚守。杨绛对此，心满意足。
“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杨绛一生命运多舛，然而她却在人心最温柔的“地基”上，建立了最坚固的人生“大厦”。
爱女和钱钟书两年内相继去世后，杨绛“被动”地开始“活跃”在公众的视野。尽管她几乎进入隐居状态，然而公众对她的兴趣有增无减。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她，她在时光磨砺中渐渐饱满的人格魅力，受到人们衷心敬仰。
这最早源自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杨父正是通过行动让她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北洋时期，杨荫杭曾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他秉持司法独立，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被官官相护的政府罢官。罢官后，杨荫杭还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
虎父无犬“子”。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杨绛和钱钟书困守上海。他们夫妇与陈西禾、傅雷、宋淇等，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文化大革命”时，她经历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面对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她隐忍。让她去打扫厕所，她就把厕所擦得极其干净，没事的时候，她就坐在马桶上看书。
1977年，全家人终于搬入南沙沟小区，颠沛的日子终于走到尽头，全家尽情享受天伦之乐。20年后，短短两年之内，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阖然长逝。丈夫与爱女接连离世，杨绛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然而，她没有凋零。
90年的岁月，在她体内积蓄起舒缓又蓬勃的力量。
在最后的25年，她如一朵花，缓缓绽放，释放出绵绵花香，让所有关注的人、路过的人，身边的人、远方的人，都忍不住驻足停留，品味，感怀。
“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为丈夫坚守、奉献到最后一刻。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杨绛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问世；2011年，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面世。杨绛不仅为钱钟书，更为中国文化保留了至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2003年，她自己的《我们仨》出版问世，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之后，96岁的她又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人们说，她的文字“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如今，她终于归去，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杨绛先生。人们有很多不舍，但人们也有很多欣慰。
因为，“我们仨”，终于可以团聚了。（本报北京5月26日电 记者 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