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5月25日讯（记者 高毅哲）“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位可以称作‘先生’的女性了。”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今天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的确切消息一发布，网络社交媒体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
在中国的文化里，能被称作先生的女性，往往德高望重，受到大众的普遍爱戴，她从容的仪表里，蕴藏着时代变幻的风云。
杨绛就是这样的女性。
这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女性，见证了百年中国。她出生的1911年，还是清宣统三年，清王朝的尾声。1岁时，是中华民国元年。38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不竭，著作丰厚。她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被多次搬上舞台；她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多部高水平译作；1980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洗澡》，1981年发表《干校六记》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85年散文集《隐身衣》英译本出版……
但她在百年岁月里，一次次承受命运的颠沛流离，然而不论是连绵的烽火还是时代的荒唐，不论是冷漠的人心还是无情的疾病，在她面前都一一败下阵来。
她一生追求独立和自由，是隐忍赋予她强大。她说，有时“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文化大革命”时，她经历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面对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她隐忍。让她去打扫厕所，她就把厕所擦得极其干净，没事的时候，她坐在马桶上看书。这期间，她完成了《堂吉诃德》的中文翻译。“文革”结束后，她的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
在爱女、丈夫两年内相继辞世之后，时年已近九十高龄的她依然隐忍。她用文字排遣胸中的苦难。2003年，她出版《我们仨》，书中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只有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万千国人。
她的隐忍，源自她的个人修养。她曾对人讲起，一次父亲问她：“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她回忆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行动让她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她的爱情故事，是她人生传奇最耀眼的篇章。
她本身是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然而她最著名、最为大众所知的身份，是钱钟书夫人。
青布大褂、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第一印象，杨绛形容第一眼的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杨绛一生追随钱钟书，甘愿站在丈夫身后。杨绛曾说，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但她的才情并没被婚姻淹没，也没被才子丈夫忽视。钱钟书由衷地说：“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钟书的名作《围城》，1989年将要搬上银幕前，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对此评价四个字：“实获我心。”
2001年，钱钟书、杨绛决定，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人们感怀她的一生，回味她的爱情。人们发现，在这个跨越百年的女性身上，寻求到了自己可以在现世中生存的力量。
今天，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生与死》在网上流传：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次，105岁的杨绛先生，真的走了。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6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