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陈鹤琴的往事，容易有种时代错乱感。
比如，他痛斥中国幼儿教育的三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对幼稚园课程照抄照搬日本及欧美国家模式极其反感。他专门著文，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15条主张。
又如，他对国人对幼儿教育的冷漠与无知痛心疾首，愤然而言：“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惟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如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无研究，孩子的价值，还不如一只羊，或一头猪。”
要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尚处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尽管形式上已进入共和国时代，但封建主义的影响仍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有着80%文盲的国度，孩子不过是家庭的“附属品”，大人们无知而又专制地看管着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人提起现代幼教理念，他们只会如同这个古老国家对未来的命运一样，感到茫然。
作为一名清华毕业的庚子赔款留学生，陈鹤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下教育硕士学位，在哥大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邀回国任教，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对幼儿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身处封建积习浓厚的中国，面对举国上下对幼儿教育的无知，他愤然说出：“父母对小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在他的两本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中，他对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归纳，提出共计101条教导原则。他说：“幼稚期（自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言语、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他主张，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生理与心理发展规律才能取得成效；要教育好儿童，首先要学会怎样做父母。
时代的错乱感，既体现在这些话语的深意上。
这位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的先生，倘若活到现在，面对满大街的蒙氏、诺贝尔、小哈佛冠名的幼儿园，面对收费不菲的幼儿双语课程、各类所谓兴趣培训班，面对一些地区的父母们依然采取近乎愚昧的方式养育子女，不知作何感想？
1923年，他在自己住宅的客厅里开办了一所实验幼稚园，自己亲任园长，聘请了2位教师，招收了12名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实验。他列出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这三大计划，如今国内幼儿园又实现几何？
为了寻求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他以自己的儿子做实验对象，从儿子出生的第一秒钟就开始了详细记录：出生2秒，开始大哭，延续10分钟，转为间歇哭；45分钟后，哭声停止，连续打6次呵欠，入睡；10小时后，撒第一泡尿……这种对儿子的成长发育过程的观察记录持续了808天，他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成为中国最早将观察实验方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人。这种对事业的韧性和雕琢，我们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们回顾教育家，往往最感慨的就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时代的课题，回答时代的召唤，投身时代的实践。正因为他们紧扣“时代”，所以他们的声音，可以成为历史的先声，他们的开拓，可以成为历史的开拓。
然而有时也会让我们羞愧。当先贤们在百年前说过的话，于今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问自己一句：是他们太超前，还是我们太迟缓？
陈鹤琴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他1935年写的一段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理想，总归是要实现的吧。（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27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