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 董云川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前段时间，一条微博引发强烈反响，其内容涉及“如果不让小明通过答辩，他会不会跳楼”。无论真伪，事实上，这种极端的假设已经成为了普遍困扰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的现实问题！
伴随着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受到广泛质疑。基础不实、科研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专业水准不高以及学科视野局限等一系列征兆，隐约成为当下规模化研究生教育挥之不去的标签。有鉴于此，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切入深入挖掘原因，不同解答，各有高招。然而，究其根本，无论哪一个阶段的教育，都离不开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法逾越师与生之间的基本角色及其交互作用。于是，在宏观的改革策略无法把控、成效难以预料的情形下，我们不得不回到原点，在教育活动的第一线，去微观的视界里查找质量下滑的症结。陡然发现，作为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面对更高品质的培养诉求，较之体制、机制、政策、经费以及办学条件的亏欠，研究生教育真正稀缺的正是传统中“严师高徒”式的师生关系，学生极目都是，高徒实在难求；教师到处都有，严师悄然隐退。
严师隐退，教育目标形同虚设——无论何种教育，向内是以陶冶学生“实现灵魂的转向”为鹄的，向外是以培养学生技能使其能够适应并改良社会为目标。研究生教育无非在更高的平台上去丰满人性，熔炼学养，造就能够服务社会的高品质人才，实现这个目标的每一环节都少不了导师的严格规训。现如今，由于简单地强调师生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在师道尊严无存、师生差异消解的同时，教师的责任其实也在同步削弱，课程标准、教育担当、质量底限如若缺少了严厉的“教鞭”执守，任何高大上的教育目标必然如泡影般随风飘散。
严师隐退，教育过程松散简化——研究生教育应该在教师和学生主体生命的紧密互动中，在各种教育要素的相互塑造过程作用中渐次展开，由于参与教育活动的师生各自都是复杂的个体，因而教育情势当然复杂多变。而导师作为教育的直接把控者，或严或宽，或收或放，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品质取向。在急不可待的研究生教育效能潮流中，“亲如父更严如父”的老师不再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位，那些在体制圈内尽享马太效应、课题“业务”娴熟的“技师”登堂入室，炙手可热。硕导博导越来越多，而耳提面命的严师越来越少。严肃、严格、严厉等本真的学术沟通方式在浮躁的教育氛围中退缩一隅，少数导师被简化为知识的“卖方”，部分学生被简化为知识的“买方”，教育科研训练被简化为“实用”和“有用”的耦合游戏。失却“严”的教育同时也无所“畏”惧，“亲其师，信其道”的师生关系渐行渐远。丰富、灵动、饱含情感、富于艺术性的教育过程逐渐被简化为苍白而冰冷的交付程序。
严师回归，教育质量方有所保障——导师的“严”，严在其外务必专注于向学生传学问之道、解学业之惑，严在其内就要注重人格的修炼与威望的塑造。教育本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过程，然而，在各种绩效考核指标的挟持之下，教育的生长性意义逐渐失落。此时，做一名“严师”需要勇气。导师的“严”不能孤立地站在术业、经验、年龄的优位用威权去遮蔽学生，既非管控，亦非抑制，更不是厉声呵斥、戟指怒目，而是时时处处、不折不扣地彰显持守学术准则的严谨风范，是身为人师的大慈悲。好导师首先是一名严师，教学认真，科研严谨，师生互动严而有慈，据此，教育品质方能够瓜熟蒂落。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导师，就有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教育终究是在师生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师生间的良好互动关系，首先取决于教师的言行取向。所以，在研究生教育质量备受诟病的今天，需要呼唤严师的回归。然而，如果“小明”真的跳楼了，教师需要为他不负责任的学习结果承担无限责任吗？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支持，严师又该以何为凭据、继续坚守呢？
教不严，师之惰！说一千道一万，教育质量不高，还是严师太少！（董云川 孙辛悦容）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7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