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医学院能做什么
【编者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抓住学科建设的龙头。作为国家“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上海市定下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大力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通过对学科布局的优化，努力让上海高校的学科“高峰凸显”“高原崛起”，在“高原”之上建“高峰”。
依托“高峰高原”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启动双“百人”队伍建设 (打造100名临床专职科研队伍、100名研究型医生队伍) 和多中心临床研究两项重点工程。在面向全体研究型医师、临床专职研究队伍和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负责人的临床研究专题培训班上，陈国强院士的即席发言引发海内外广泛热议。
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医学的规律，符合教育的规律，符合科学的规律，最大程度地激发起教师、学生、研究生、医生的活力，全力推动我国的临床医学学科攀上世界医学高峰? 听听陈国强的思考。
医学院为什么要花上亿经费推多中心临床研究
◆ 难道进入21世纪，面对这么多年轻人，我们培养的医生还只是停留在做一个“开刀匠”?
◆ 临床医学排第一的根本标志取决于是否有一批名医。什么是名医?我的理解是：“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问不放心”。
◆ 怎样才能让临床医学在“向经济看”的同时，能够真正为国人的健康做出一些引领性贡献? 我不是不赞成搏自然基金、SCI……我只是不赞成所有医生都拿细胞、实验动物做研究，因为这不是医生的强项。我们医生的强项在病人，在临床。
◆ 我们国内95%的诊断标准是老外的，只有5%是国人自己制定的。我就想，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长得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能在祖国这块土地上，拿出一些符合国人的诊断治疗标准，来起引领作用吗?
◆“苦不苦看看虹桥机场的礼拜五，累不累看看我们医生开的会”。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也是在过这种生活，周末到处开“飞刀”，而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临床问题，对你个人、对医院和医学院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有几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更促使我去思考一些问题。
第一个“刺激”是我刚做院长不久，学校正在进行二级教授评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很恼火地找到我，他二级教授没评上。
他说：“小陈，在上海滩，这个方面的外科手术我绝对是NO.1”。
我回答他，“我相信你是NO.1，但我不是评委，你没评上，我也感到难过。”
他接着说：“学校请的专家不对，他们对我不好。”
我说：“我把你的PPT拿过来看了，你第一张PPT就告诉专家们，这些年每年都要做1000多例的手术，5年将近7000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你应该告诉专家，在一年1000多例手术中，手术种类是什么？ 如果做了1000例疝气，或是1000例阑尾炎，难道也给你二级教授？
他说：“我这1000多例，99%都是高难度的四类手术。”
我追问：“那你为什么不讲呢，你为什么不把结果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呢？ 如果把你这5年来，5000多例病人的诊断分期、手术方式、辅助治疗、术后追踪和术后生存率等做一些临床研究，总结出来，如果效果比国内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持平，不就说明问题了？”
他跟我说了一句：小陈，我们年轻时，没有领导让我们干临床研究，领导没让干，我们就只注重开刀了。
这位医生当时已近60岁。我对他说，明年不要申报了，别伤了心情。
这个故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想，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这么多年轻人，难道还停留在做一个“开刀匠”？我们不是基层医院，我们有义务产生一批医疗成果，推广并惠及基层医院呀! 如果没有规范的临床研究，如何实现分级诊疗体系，如何让我们的大医院“减负”？
第二个“刺激”来自我们临床医学学科整体实力领先与亚专科实力式微之间的强大张力。
就医学院来说，连续7年，我们的自然基金数排全国医学院校第一，我们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同样排全国医学院校第一。我们的整体临床实力很强，我有时调侃说，如果得了病，在交大医学院看不好，也真的是病得不轻了。但回头看看我们的亚专科，有几个能在全国排第一？ 虽然排名并不能全面反应问题，但大家都是同行，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单比数量还有价值吗？
我认为，临床医学排第一的根本标志还取决于是否有一批名医。什么是名医？ 我的理解是，“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问不放心”的，就是名医。所谓“病人不看不死心”，就是病人在全国找了一遍，最终你告诉他这个病是真看不好了，他也就“死心”了。“同行不问不放心”，是指同行做出诊断后，还要到你这来确认一下，你说这个诊治方案是正确的，他也就放心了，这就是名医。
这样一批名医靠什么来培养？ 靠的是多中心临床研究，靠的是我们能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拿出一批具有引领性的诊治标准。要实现引领的前提是要让大家信服，而我们好像是谁也不服谁，别说整个国家了，就连一个科室内，有时也都各说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使临床医学在“向经济看”的同时，能真正为国人健康做出引领性的贡献呢？通过这些思考，我觉得临床研究太重要了。我不是说自然基金、SCI论文不重要，我只是不赞成医生都拿细胞、动物做研究。医生的强项应该在病人，在临床。
第三个“刺激”是4年前我去访问德国的一所大学附属医院。他们的墙壁上挂了很多论文，仅我去的那年就在 《新英格兰》 《柳叶刀》 发了7篇论文。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只有400多张病床。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我回国后，查文献、问行家，他们告诉我，我们国内95%的诊断标准是老外的，只有5%是国人自己制定的。中国人跟西方人长得一样吗？ 我们的遗传背景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拿外国人的标准来治中国人合适吗？ 难怪据说，美国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是66%，而我们只有31.8%。我们交大医学院有这么多病人，临床医学排名全国第一，我们就不能在祖国这块土地上拿出符合国人的诊治标准来起引领作用吗？
如果我们现在的74个临床重点专科，每个都能针对一种疾病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然后拿出一套符合国人特点的诊治标准，那是多么伟大的事呀! 我们不能总是把国人的健康寄托在他国的标准上。
这段经历对我刺激很大，一个400多个病床的医院，一年能有那么多高水平论文，而号称全国临床医学第一、有17000多张病床的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年鲜有这种高水平论文。这与我们的使命和地位是不相称的。
上海市启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我们的“临床医学”有幸纳入其中。拿到这笔学科建设经费，我们主要就做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推出双“百人”和多中心临床研究两大工程。第一个，是建立一支研究型医师队伍，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
对40岁的你们来讲，孩子还小，教育花费很高，房子又贵，忙着应对生活。我说过，“苦不苦看看虹桥机场的礼拜五，累不累看看我们医生开的会”。如果我们这批年轻人也是这样，周末到处开“飞刀”，赚“外快”，而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临床问题，对你个人、对医院和医学院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为了让年轻医生静下心来，我们在制定双“百人”的政策时，明确了要让大家口袋里“不差钱”。对每位研究型医师，医学院每年给予5万津贴，医院配套5万，共计10万。
1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做过一些研究，40岁以下的青年医生，外科医生除外，每个周末出去“走穴”，一年“外快”大概也不到10万。但这样做事除了增加人脉，可能并不能提升自己的发展。
同时，医学院再给每人50万、医院配套50万作为科研经费。对临床研究来说，两个50万是不够的，但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目的是拿这些经费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引导青年医生在临床研究方面实现一个转向。希望你能以此为基础，到国家层面去申请获得更大力度的项目支持。你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国家一定会大力支持临床研究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10月12日，国家卫计委颁布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诸领域中位居前列，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显著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有力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的总体目标。
作为医学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大家要相信未来十年一定会有大量经费用来支持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只要你做好了，经费是不会少的。大家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这100万有多大作用上，而要放眼未来。
为什么要建立专职研究队伍?
我发现多数医院里的专职研究队伍好像是“边角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专职研究队伍不赚钱，而是花钱的，所以待遇不高，积极性也不高，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专职研究队伍，结果可能被医院边缘化了。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提出打造一支“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因为单有临床研究而没有强有力的基础研究，是无法实现转化的。
最近，我从瑞士洛桑理工大学请了一个精准医学大家。这3年，子刊不算，他单在 《自然》 《科学》 《细胞》 上就发表了10余篇。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拿300多个不同品系的小鼠，从表型组学到基因组学来进行分析。两个月前他找到我，说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全中国第一，而且有12家附属医院，病人很多。他想来做临床应用研究，而每一种疾病要找1000个病例。前提是临床的病例数据必须是真实、全面的。
讨论的结果再次刺激了我。我们有那么多生物样本库，但没有规范的临床数据的收集和治疗的跟进。那么，这些样本就是些“烂”样本，就是存在冰箱里的“死”样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一定要支持这批专职研究队伍。
临床专职研究队伍的年龄限定是45岁以下。跟研究型医师一样，医学院给予经费支持，医院予以配套。经费依然是有限的。
其实，放眼人生的历史长河，钱真的不那么重要。如果要追求这个，没必要做科学家。之所以给你5万加5万，是表示对你们的一种尊重与关爱，希望你们真正能脚踏实地，转型成为研究型医生或临床专职研究人员，在转化和精准医学研究当中发挥顶梁柱作用。
从医学院改革发展的实际看，能否利用好丰富的临床资源，通过双“百人”队伍建设和多中心项目的开展，培养出一批名医大家、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的临床研究成果，决定着医学院未来十年的核心竞争力。
“转”出来的临床研究新能力
◆ 临床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给你3年经费支持，马上就能得出什么结果的。如果3年内出了结果，很可能是没有支持，也会得到这些结果。
◆ 更多考核的是，通过几年培育，有没有从思想上改变对临床研究的认识，是不是真正开始喜欢临床研究了，而不仅仅是为了发SCI论文而写论文。这种状态改变了，就是我们成功的标志。
◆ 我觉得更多的是“良心考核”，或者说责任考核、状态考核。
◆ 与其在评审时到处找关系，不如踏踏实实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通过10年的积累，写出高水平论文出来了,弄出临床诊断和治疗标准也出来了，因为你们的研究引领国家的医疗，那时你就真的“牛”了。
怎么做好临床研究？ 首先，就是要转观念。拿出这笔经费是希望支撑大家发展，这更像是“种子基金”，让你感到有更多的尊严，受到重视，激励你更好地去开展临床研究。
项目刚启动时，我曾建议不要评估。因为，临床研究是一个漫长过程，不是给你3年经费支持，马上就能得出结果的。如果3年内出了结果，很可能是学校不支持你，也会得到这些结果。因此，我希望医学院不做过多评估，也允许失败，但绝对不允许只说不做。更多考核的是，大家遴选出来后，通过几年培育，有没有从思想上改变对临床研究的认识，在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开始喜欢临床研究了，而不仅仅是为了发论文而论文。这种状态改变了，就是我们成功的标志。
所以第一点就是必须转观念，把“双百计划”和多中心临床研究，当作是自己成长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到这个平台上去“跳舞”，跳成功了，你就是名医。有朝一日，当了科主任，你也会努力在自己科室营造临床研究的氛围。通过十到二十年，彻底改善交大医学院临床研究的氛围，这就是“双百计划”应该发挥的长效作用。
在我心目中，并不在乎这5年你发了几篇 《柳叶刀》，更在乎能不能实现让我们的医生从拿小鼠、细胞做实验、发论文、申请自然基金，转变成为利用丰富的临床资源去解决一堆临床问题，打造一批临床研究成果。那样，等到我80岁时，你们可以来精准地给我治疗，让我能活到90岁。
关于考核，其实更多的是“良心考核”，或者说，责任考核、状态考核。学校给你搭了舞台，你能够发展，医院就发展了，医院发展了，医学院就发展了，医学院发展了，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就发展了。所以，对每个医生来说，这就要看“良心”，看病是“良心工程”，能够很好地贯彻“双百计划”的宗旨也是“良心工程”。我总说，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
其次，必须要干真事。要大力推动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
我们有这么多附属医院，为什么不能把兄弟医院团结起来共同干一件大事？ 比如血液疾病，如果有一个医院以某种白血病为主，另一个以淋巴瘤为主，再一个以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主，大家都围绕这几种疾病进行规范性研究。十年以后，我们的红细胞疾病、白细胞疾病、血小板疾病都有可能成为全国第一，这不就实现了共同发展了？ 与其在评审时到处找关系，何不踏踏实实先把工作做好，通过十年积累，一批高水平论文出来，一堆临床诊断和治疗标准也出来了，因为你们的研究，引领国家的医疗，那时就真的“牛”了。
再次，必须要求实效。医学院把这么大笔经费投到临床研究上，最终还是要讲求实效的，我们希望在整个医学院内形成一种将临床研究作为青年医师成长自觉的良好氛围。
我也从广泛调研中了解到，我们的临床医生开展临床研究的能力还是很缺乏的。长期以来，我们的临床研究先是不想，不想的原因是当医生很忙，但不想了以后就不敢去做，最后就变成不能了。大家应该明白，党和政府下这么大的决心推出分级医疗，一旦真正实现了，老百姓一般的疾病是不会到大医院去看了，都在区级医院解决了。那我们这些附属三甲医院靠什么生存？ 就是要靠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来生存、来发展。
那时，谁站到最前列，谁就拥有了最大的发展优势。(陈国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