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方遇到西方 华人教育呈现何种景观
——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
华人重视教育的特质，使得中国教育不断配合社会变迁，一方面延续传统，使人伦关系深植人格中；另一方面涵化其他文化的精髓，促进中华文化不断精进与进步。现在大家慢慢体会到，其实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只是因为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而已。教育更是如此。
“虎妈”“狼爸”“猫爸”……华人教育有多少种可能性？在世界各地，华人教育遇到了哪些问题，发生了哪些改变？散在各地、多姿多彩的华人教育，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什么启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近期所开展的全球华人教育模式研究，给我们带来不少启发。
探究华人教育的多种可能性
记者：针对中国学生学业压力重、应试压力大等现象，不少学者建议，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要增加个别化教育、减少考试压力等。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
周祝瑛：我看到，一面是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一面是政府希望减少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这两方面在“拔河”。
减少学生的升学考试压力也是台湾教育改革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做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问题，比如对学习感到困倦，学习负担过重等，都与此有关。大家认为，只要把升学考试变简单，甚至是增加学校数量以后，学生就可以减负。只要减负，只要有快乐学习，只要引进一些更灵活的教学，教育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按照这样的想法，台湾进行了教育改革，比如，高考由过去的笔试变成了多元入学，扩充了大学数量。比方说，尽管今年的大学入学考试总共有两次，两次平均录取率超过83%，可是，考试压力与教育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记者：这与您研究全球华人教育模式有关系吗？
周祝瑛：我们恰恰是因此而开始研究并出版了《全球时代中的华人教育模式》（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的，我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近几年中国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加上华裔学生学业成就出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与中国日渐兴起的关联。我想看看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教育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特别的模式？
第二，当华人到了其他地方成为“少数民族”，必须调整教育方式以符合当地社会需求、与当地社会融合的时候，华人教育模式会做什么样的改变？
第三，我1993年10月份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23年了。我看到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也有一些方面没有多大改变。在变与不变当中，教育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家长、学校、教学、课程甚至教育目标等做了哪些调整？
第四，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华人教育是否还秉持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概念？还是发展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甚至融合当地优点创造出新的样态？
记者：这项研究大概涉及哪些内容？
周祝瑛：当时我向全世界的有关学者发邀请函，后来真正来参与的有27位学者，涉及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育，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我们从18世纪谈到当代，探讨高教发展、网络学习、华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成绩、双语教学、数学和大学排行等问题。
华人教育是很有韧性的
记者：当东方遇见西方，华人教育发生了什么状况，有哪些特征？
周祝瑛：华人教育是很有韧性的，总是能够想尽办法去适应不同的环境。
华人教育的第一个特色是，家长引导孩子从比较务实的角度去学习、发展，包括前途、就业、人生等的方方面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华人父母与孩子之间比较容易起冲突。
华人家长倾向于认为通过好的教育，可以取得“better skills，better jobs， better lives”，就是说，更好的技能就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就有更好的生活。这个概念不一定是对的。好的工作真的会有好的生活吗？不尽然啊。如果大家都从事高科技工作，那请问家里的马桶坏了谁来修，垃圾谁来清理？
第二个特色是，华人教育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随着时代、地域的变化而调整自己。比如，中国大陆的教育自18世纪以来，受过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教育的影响，海外华人教育则一直要适应当地的教育理念、课程。
第三个特色是，华人教育经过不同的社会情境脉络，延伸出不同的社会需求，具有丰富多样的样态。比如，多伦多的华人教育可能跟新西兰的华人教育不一样，就像中国上海的学校不同于宁夏的学校一样。再比如，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是有特色的制度，在“排华”的情况之下，马来西亚的华人更团结。菲律宾对华人表面上采取比较“无为而治”的态度，反而使华人失去了“戒心”，与当地文化融合，弱化了中文教育。华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遇到艰苦环境的时候，容易心生警惕，团结起来。如果在一个比较松散的环境之下，反而没有那种警觉性，没有去强调中文教育。
新西兰华人对传统文化的保存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因为懂中文将来就业前景较好，所以家长会迫使孩子去学习。
华人教育促进中华文化不断精进
记者：华人教育有哪些优点？
周祝瑛：华人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或地区，特别重视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在哪个社会里，教育始终是每个人“出头”、超越的凭借，是成功的象征。在海外的华人地区，尤其是当一个人刚移民到海外的时候，只有靠教育来突破围城，与主流文化对话，显示自己在新环境里也能够出人头地。进入当地的大学，就意味着更广的人脉、更多的校友关系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华人重视教育的特质，使得中国教育不断配合社会变迁，一方面延续传统，使人伦关系深植人格中；另一方面涵化其他文化的精髓，促进中华文化不断精进与进步。
记者：外国人对华人重视教育的特点有何评价？
周祝瑛：我想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斯蒂文森（Harold W. Stevenson）和加州大学的斯丁格勒（James W. Stigler）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了美国、日本等地的教育，写成《学习的鸿沟》一书。他们说，华人地区的家庭，一般会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即使没有书房，也会想办法挤出一张书桌，再放一个书架。孩子们放学后写功课、念书，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而这种在家里从小培养出来的读书氛围，在很多文化与社会中是没有的。
这与儒家传统认为读书越“高”，就可以成为士大夫阶级，就可以精忠报国、建功立业等思维有关。不管是否知识分子，华人普遍有这样的情结，好像这是与生俱来的、融在血液里的一个信念。
在这一点上，全世界可以与我们相匹配的大概只有犹太人。犹太人为了子女的教育，可以牺牲假期，节衣缩食。我们则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饿也不能饿孩子”。
记者：在与其他文化的激荡中，华人教育模式有没有体现出一些缺点来？
周祝瑛：华人教育的缺点是过犹不及。因为孩子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着学习转，而且学习就是学那些考试科目。这样一来，他的生活经验、各种技能就会相对不足，对外面世界的关心与其他文化中的学生相比，就明显有差距。
在西方比较先进的国家，孩子的成长过程是比较均衡的。他们认为，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学生下午三点放学之后，去打工、游泳运动，做别的事情。而在海外华人地区，下午三点以后还要让孩子上很多补习课，几乎将孩子所有的时间都塞满，父母才能确保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
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学校教育强调竞争。因为高度的竞争，就会导致一些孩子学习与生活上的疏离，差生会自惭形秽、缺乏自信心，一些孩子的多元智慧被遮蔽。太过片面化地追求升学价值观，会影响孩子身心的均衡发展。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华人中近视眼特别多，“低头控”、手机族现象特别严重，可能与上述现象有关。
记者：华人中为什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低头控”、手机族现象？
周祝瑛：可能是因为，一是我们的网络特别发达，二来上网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三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很少教孩子怎么生活，包括怎么休闲，比如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嗜好与艺术赏析能力等。我们甚至教出了很多缺乏自信、不了解自己、不懂得玩的小孩与成年人。
记者：这会带来什么遗憾？
周祝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少能出现很好的工匠，甚至一流的音乐家、一流的发明家。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华人圈对职业教育的认同程度和重视程度比较弱。拿高中生来说，最近的一项国际研究指出，芬兰高中生的技能是世界上最强的。我在日本教书的时候，发现芬兰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很不一样。我每出一个作业题目，日本学生就是“唉……”很不情愿，而芬兰学生就说“好啊，好啊！”很有兴趣，觉得很有挑战性。芬兰学生通常下午两、三点就放学，日本学生则和我们的学生一样，读书到很晚。
很早我们就把小孩子在知识上喂得太饱了，没有留给他自我探索的空间。
记者：在海外华人教育里面，文化认同会不会受到一些挑战？
周祝瑛：一个人移民到国外，有很多原因，比如希望寻求不一样的生活，希望孩子避开升学考试的压力，等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保存他曾经拥有过的文化传统，比如尊师重道、懂中文并掌握双语甚至三语，能够更好地发展等。所以，海外华人家长心里充满了矛盾。
成功的教育改革不是一套一套搬来的
记者：您对中国教育“走出去”有什么建议？
周祝瑛：我觉得“南橘北枳”，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生搬硬套的，尤其是学校教育。教育必须跟当地的社会文化、社会期待、社会情境、社会需求和自然环境等结合在一起。
斯蒂文森和斯丁格勒看到我们的教师训练得这么好，学生这样有礼貌，整个社会这么重视教育，父母的期待、孩子的努力、不要放松等价值观，让他们觉得亚洲教育很值得借鉴。可是很多美国家长并不感到羡慕。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教育不是一切，更重要的是生活，所以杜威才会说“教育即生活”。教育要让孩子学会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怎么快乐、怎么悲伤、怎么与人相处，遇到问题时知道怎么解决。
记者：最好的华人教育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周祝瑛：我觉得没有最好的，应该说最适合当地需求的，也是最自在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硬搬、移植什么制度过来。
因此，教育一定要跟当地的土壤结合在一起。搬过来也是可以的，但要考虑本地实情，不断去调整、修正、优化，这样才能长久。比较成功的改革，应该不是一套一套搬过来，这样没办法长久。我写过《谁捉弄了台湾教改？》等一系列书，就是探讨过去20多年台湾的教改，如何走过很多模仿国外制度的冤枉路，以资镜鉴。
现在大家慢慢体会到，其实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只是因为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而已。教育更是如此。
从全球华人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所有华人的教育系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但也从中发现许多共同的优点与缺陷，建议未来可以通过更多华人教育模式的个案与比较，提供更深入具体的研究结果，对世界其他地区做出更多的教育贡献。
（周祝瑛系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博士，前政治大学教师会理事长、“教改论坛”执行秘书、“台湾竞争力论坛”教育组召集人）
《中国教育报》2016年10月27日第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