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能否“山寨”出斯坦福
《硅谷百年史》 的作者之一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说，“在中国，深圳最像硅谷，连山寨都像。”100多年前的硅谷还是一个“大农村”，斯坦福大学也是按照“另一所哈佛”的想法被“山寨”出来的。如今，它和硅谷一起成为世界高科技的圣地。作为一座移民型、创新型城市，深圳现在最羡慕硅谷的，可能就是拥有一所斯坦福那样的大学。
深圳版“我的大学”的故事，是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移民们“全民上夜校”开始的。30年后的今天，深圳不仅拥有北大、清华在深圳开设的研究生院，而且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校也于今年7月获批独立招收本科生。深圳市的“大学计划”是，到2025年，拥有高校20所左右，将深圳建成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作为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城市，深圳对一流大学的渴望不难理解；通过合作办学的模式引进国内外名校，也不失为充满深圳智慧与实干精神的捷径。然而，深圳的“大学计划”仍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平衡各方利益，并拿出百年大计的恒心。毕竟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目前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
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为深圳创造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体制环境，在高教领域也开辟出一个特区来，那么，深圳的“大学计划”就不仅有利于深圳，而且可以为积极吸引名牌大学异地办学的其他城市提供典范。
深圳：大学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深圳这个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国硅谷的城市，一直缺少一所像斯坦福那样的大学，
所谓“深圳无名校，名校在深圳”，引进名牌大学来深圳办分校的方式，虽创业多艰，却也立竿见影。
但办大学毕竟不是政绩工程，深圳需要在时间中慢慢生长出真正的一流大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广东湛江人全军民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由于无法适应北方凛冽干燥的气候，一到冬天嘴唇就干裂流血。因此，大学毕业时他选择逃回南方读研。2004年，当全军民在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时，听说北大要在深圳办一所研究生院，便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
母校北大的金字招牌与家乡适宜的气候环境加在一起，让他觉得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更有诱惑力的是，这是一个等待他去开拓的全新事业，“相当于现在叫得很响的创业。”
2013年，在海闻卸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全军民给他写了一封邮件，大意是：在深研院办学定位不够清晰、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感谢海院长大刀阔斧的改革，营造了让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土壤，使这里的年轻人得以扎根成长，取得了原创性的突破。
如今，全军民仍感叹创业多艰，43岁的他已经有一头与年龄不相称的花白头发。但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却是深圳引以为豪的事情。
“深圳无名校，名校在深圳”，当地流传的这个说法是有底气的：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与北大，以及东北老牌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都设有研究生院。这三所研究生院的学生毕业后拿到的学位证与毕业证，与本部的完全一样。三所学校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共享图书馆与食堂，统称为深圳大学城。
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名校将会出现在深圳。2016年，深圳市发布了《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即“深圳的大学计划”：到2025年，深圳将拥有高校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名，届时将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引进国内外名牌大学来深办学，重点建设本科层次以上万人规模高水平大学。
名校“拎包入住”
深圳对拥有一流大学的渴望由来已久。在这个诞生了腾讯、华为等高科技企业、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国硅谷的城市，却一直缺少一所像斯坦福那样的大学。
早在1983年，深圳就创办了以清华、北大和人大为“母本”的深圳大学。在深圳大学诞生二十余年后，深圳又于2007年筹建了号称“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
从小渔村到中国一线城市，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冲动，是伴随城市的发展升级而出现的。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吴惠琼曾经长期在深圳市教育局工作。她说，成立于1980年的深圳特区，在诞生之初，城市的主要居民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因此，当时最迫切的是在职成人教育。彼时，特区的主要产业都是“三来一补”型加工贸易，急需英语与会计类人才，因而这两个专业的成人教育最为火爆。
当时，刚成立没几年的深圳大学全日制学生的规模才不过几千人，但其下属的成人教育学院却有数万名学生。“那时候，深圳可以说是全民上夜校，这成了当地的一大风景。一到晚上，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看到人们在捧着书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特区当年享受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变成普惠政策。在经济上，深圳面临着被苏州超越的可能，城市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吴惠琼们发现，原先，有很多北京、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愿意来深圳工作，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京沪来深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明显下降。深圳的发展如何突破瓶颈？深圳人陷入了迷茫。
那时候，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万字网文，将深圳人的焦虑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2000年左右，深圳找到了一条突围之路，就是科技转型，这就意味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吴惠琼解释说，如果自己从零开始办大学，根据国家规定，不能直接办本科，而只能从专科院校起步。算起来，即使一切顺利的话，最快也要28年才能办一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本院校。“28年太长了。当时深圳自己都没有28岁。”吴惠琼说，于是，深圳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请国内其他地方的高校来深圳办学？此时，正好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来访，双方一拍即合，并于2000年10月签署了合作创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协议书。
之所以从研究生院起步，深圳有自己的小算盘：本科生的重点在教学，而研究生阶段更多偏重于科研。深圳当时最急需的是高端人才与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这些通过办研究生院就可以获得。而且，当时通过调研发现，办本科难度较大。在全国范围内，本科教育的异地办学，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清华与深圳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很多高校都闻风而动，希望来深办学。但深圳经过考虑，认为应当引进国内最好的大学。就这样，继清华之后，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紧接着与深圳签约合作办学。
与国内很多大学城的建设都是靠大学负债经营不同，容纳了上述三所大学研究生院的深圳大学城，是深圳市政府的“交钥匙工程”，即由深圳出钱、出力负责建设，学校只需“拎包入住”。2003年，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西丽大学城建成投入使用。
在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看来，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的城市，与全国最好的大学合作办学，是一项创举。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研究生院进驻深圳，本身就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金字招牌，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这种结果，也使得深圳大学城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纷纷兴建的大学城。
中新社发 柯小军 摄
“亲儿子”与“女婿”
2014年，在中部地区某985高校读书的赵峰(化名)在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时，考分比分数线低了几分，被调剂至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国际法学院。他这才第一次得知北大在深圳还有个分部。经了解，国际法学院同时教授中美两国法律，毕业时同时授予美国法学博士(J.D。)和中国法学硕士双学位，这听起来颇有吸引力，他便服从了分配。
来到深圳，赵峰发现自己的决定非常正确。在这里，有一年的时间学习美国法律，老师用全英文授课，这让赵峰的英语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渐渐地，他还发现，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自由，教授与学生常常在课堂上针锋相对地讨论问题，课业压力也比普通的法学硕士项目要重很多。几年下来，他感到收获颇丰。
赵峰是幸运的。如果他晚来两年，由于报名者众，竞争激烈，学院只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而不再接收调剂生。而如果他早来几年，不仅国际法学院还没有成立，而且他还会遭遇很多想象不到的不如意。
2004年，当海闻刚来到北大深研院时，了解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当时，深研院的教学由北大本部的老师来承担，由于要优先保证本部的授课，深圳这边只能提前一周安排下一周的课程。有时为了节省成本，老师飞过来待上几个星期，就把一个学期的课全都上完。本部的大牌教授几乎不过来，来了也只是作个讲座，来上课的都是年轻教师。
由于教学不能保证，学生怨言很大。此外，三所高校刚开始在深圳办学，学校规模小，有的学生即使被录取到深圳校区也不愿意过来，即使来了也想尽快回本部，因而大学城里没有人气，更谈不上什么校园活动与文化了。
海闻刚来深研院那两年，正是深圳大学城发展的低谷期。尽管深圳市并未缩减对大学城的经费支持，但是整个社会舆论都对大学城非常不利。海闻在参加深圳南山区“两会”的时候，就有本地代表委员当着他的面说，“大学城就是一个鬼城”“外来的和尚也不一定能念好经”。海闻回忆说，“当时，深圳方面就觉得，是你们不好好干，没有把学校办好。”
即使庆幸自己的选择，赵峰也有吐槽，“如果要说这里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学费太贵了！”和国内普通法硕3年6万元人民币的学费相比，国际法学院的学费竟高达4年24万。对此，海闻坦承，由于是国际项目，国际法学院收这样高的学费也是迫不得已。而学费高的原因，是北大深研院长期办学经费紧张。
根据协议，深圳市政府实行所谓“差额拨款”，承担45.5%的生均经费，剩下部分由学校承担。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北大从来就没有出过钱。不仅北大如此，大学城里的另两家研究生院也是如此遭遇。
为解决困境，海闻想出了赚钱的路子：在汇丰商学院举办收费高昂的MBA和EMBA项目。“一到周末，汇丰商学院门口就停满了各种牌子的豪车，还经常堵车，都是深圳本地的老板来上课。”吴惠琼说。海闻此举收效显著。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汇丰商学院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够补贴北大深研院的其他院系。
“我们在夹缝中努力地生存。”海闻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长之后，他留任汇丰商学院院长一职。卸任时他发表了一场演讲，指出北大深研院仍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经费问题位列第一。他说，尽管自己通过亲自抓培训和各种渠道筹资，才保证了这些年预算基本平衡，但显然这种状况并不可持续。“因为深研院规模较小，人均的固定成本就高。其次，由于远离北京主校区，要想吸引与本部相同水平的学生与老师，就要提供更好的待遇，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创建初期，深圳市的拨款尚可以覆盖深研院的运行费用，且还有一定优势。全军民记得，那时候，招聘一名老师的年薪是30万元人民币，这在21世纪初的人才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十几年过去了，教师的工资基本没涨。一名“青年千人”在深研院只能拿到三四十万年薪，如果去了南科大，启动年薪能高达六七十万，还能分到租金很低的房子。最近几年，深研院就有好几位教师被南科大、深大挖走。
如果说北大、清华两校深研院是深圳市的“女婿”的话，那么，深圳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深圳市的“亲儿子”，获得了当地财政的鼎力支持。2017年，既非“985”也非“211”序列的深圳大学的预算总收入高达45亿元，即使与教育部直属的75所大学相比，它也能排到第29名；实际办学还不到5年时间的南科大，总预算也有近23亿元。相比之下，体量跟南科大差不多的北大深研院，2017年的预算收入只有4.5亿元，可谓天壤之别。
由于有了充足的财力支撑，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南科大，成了北大深研院在当地有力的竞争对手。全军民说，在他所在的化学领域，在2014年之前，他们院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数，占深圳发表论文总量的三分之二，远远领先于第二名。但南科大成立后，就迅速占据了第二名的位置，并且与他们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最近，南科大又在计划购买5000万元一台的冷冻电镜，而我们做个冷冻电镜实验还得去清华排队。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南科大迟早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的条件实在比我们好太多了。”
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困境，2006年，深圳大学城管委会邀请马陆亭来作调研。马陆亭发现，对于如何办学，深圳市和大学两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错位：深圳方面总希望大学城能更多地为当地服务，而学校则认为地方不懂教育，而且对于涉及到影响自身品牌的问题非常敏感。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深圳市有人问：既然三家名校的研究生院开在了家门口，那么我们读你们的研究生是不是更容易？能不能过了国家线就录取？
对此，马陆亭说，深圳市应当有这个胸襟：既然想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按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事。而对于大学来说，在坚守学术水准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你在深圳办学，跟在北京办学毕竟是不一样的。斯坦福大学就推动了硅谷的建设，深圳大学城也应当照这样的目标来办学。”
吴惠琼则解释说，大学城在发展初期没有惊艳的成绩，这个过程也有客观必然性。三校的老师刚从本部“移植”过来，还需要时间适应环境、重新寻找课题，从头开始研究，这需要一个过程。
“深圳人就是对速度太在意了！因为深圳其他领域都发展得太快了，日新月异，其实高等教育也发展得很快，但一和其他领域比较起来，就显得好像慢了。然而，办大学不像盖房子或者抓高考升学率，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吴惠琼感叹说。
“加州大学模式”
起初，北大深研院下设的专业都是本部院系的延伸，比如，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硕士、法学院的法学硕士以及一些理工科专业，在本部统一招生后，划拨一部分排名靠后的学生录取到深研院来。
海闻来深圳后不久，在校园里遇到一个曾在本部上过他的课的学生，他就问，“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学生笑笑说，“分不够呗！”学生无奈的表情触动了他，他觉得，这样做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同时，他又感到，深研院的硬件设施不错，比他刚回国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而深圳这个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应该拥有一所一流的商学院。
对于如何办深研院，海闻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美国加州大学多个分校都学习和工作过的他认为，北大深研院应该走类似于加州大学的模式，即深研院的院系不能是本部院系下面的二级学院，必须是独立的院系。否则，“同一品牌、同一水准”的办学口号就永远实现不了。北大的各院系在深圳办分院，别说要超越本部学院，实际上连本部的水平都不可能达到。
2005年，海闻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任北大深研院常务副院长；2008年，升任深研院院长。他先创立了一个独立于北大光华和经济学院的商学院，自己同时兼任商学院院长。为办好商学院，他从国外聘请名师前来授课，并与香港大学金融系合作，目标是培养有经济学理论功底的金融人才。
2008年，商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平均起薪18.5万，在国内一炮打响。同年，英国汇丰银行捐赠1.5亿元人民币，支持商学院办学，北大深圳商学院被冠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起初，学院只能“捡漏”式招生，即在过了北大分数线但没考上光华和经院的学生里调剂。到了2009年以后，商学院就不再接受调剂，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北大本部的一些院系。“我们现在已经跻身全国最好的商学院之列。”海闻颇为自豪地说。
随即，海闻又创办了国际法学院，聘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担任法学院院长，并重整理工科院系。在海闻给北大深研院定下的16字办学方针里，“交叉学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比如，全军民所在的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综合了化学基因组学、生物学、转化医学等多个学科，以研发新药为导向；汇丰商学院融合了经济和金融两个学科；而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则实现了文理交叉。这些都是在北大本部已经固化的教学体系下难以实现的。
海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短期内，我们要和本部差异化竞争，尽量扬长避短，集中力量，发展一些新领域。但从长远来看，分院和本部的相同专业可以并驾齐驱，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洛杉矶分校都有经济系，都很牛，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本部原先在深圳的大部分院系也陆续撤回。到如今，北大深研院共拥有8个院系，全日制研究生规模达到3000人。
不过，学校的定位与机制没有明确，依然是制约北大深研院发展的根本因素。对于北大来说，深研院究竟算哪一级机构？一方面，深研院是独立法人，院长是北大副校长，因此它该是一个副校级的独立校区。但另一方面，深研院的学科发展、招生名额、学位审核等都要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又像是一个二级院系。
海闻直言，由于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竞争关系，北大本部相关院系并非都全力支持深研院同类专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本部校区跟深研院分别是北大平级的两个校区，本部应该既是“兄长”又是“父亲”，但如果只有“兄长”的心态，当然就把深圳分部看成了竞争对手。
“当初北大派我来，明确希望我按加州大学的模式将深圳办成一个校区。而后领导有了不同想法，但对深研院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海闻说，在深研院刚起步的时候，由于太弱小，本需要北大的大力支持，但学校实际上没有认真投入。现在深圳校区做大、做强了，本部反倒开始关心起来，开始担心分校区办得不好有损学校声誉。“这就像是家长管孩子，小时候该管不管，长大了不该管了反而要管。”
多方人士表示，对于名校在深圳办分校的定位问题，学校与地方政府缺乏共识。校方的想法往往是，分校区不是我要办的，是深圳要办的，深圳对外来的学校不公平，没有给予公平待遇。深圳方面则认为，这是双方合作，我已经出了我该出的那部分钱了，剩下的部分该学校出了，学校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马陆亭预言，深圳大学城模式的执行结果，极端的情况有两种：最好的情况是，充分调动市、校双方的积极性，在人力、物力上发挥各自优势，大学城的发展形成齐抓共管的大好局面；最坏的情况是，双方都没有积极性，大学城从“两不靠”最终发展成“两不管”。
对此，他认为，在深圳财力充足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未尝不可一步到位，给予北大、清华两所深研院全额拨款。从长远来看，这些异地办学的校区，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须本地化，真正成为本地学校。因此，深圳市完全可以放下是不是“亲儿子”的纠结，再往前多走一步。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张祥云当年曾参与了深圳大学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7年前，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他心里就有一个当时还不能公开的想法：这些异地办学的项目必须、也只能本土化，最终成长为深圳自己的大学，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如今，他很欣慰地说，自己的预测正在变成现实。
中新社发 陈文 摄
“中国的斯坦福”
张祥云如此乐观的依据，是深圳大学城里的第三家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办学经历。海闻也承认，深圳大学城刚起步时，清华、北大两家还没有什么人气，那时候哈工大的研究生院就办得不错了。
如今，哈工大已经在三校中率先办起了本科教育，正在筹建哈工大深圳校区。2017年7月11日，教育部正式复函哈工大，同意该校深圳校区正式举办本科生教育，并安排单独招生代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哈工大率先实现了海闻所设想的“加州大学模式”。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哈工大(深圳)筹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姚英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哈工大来说，来深圳办学有着实际意义。在2000年前后，校领导已经感到，由于受“大锅饭”思想影响过深，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全国，这将制约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哈工大教师的主体是南方人；但到了新世纪，教师群体中的南方人大幅减少，学校也很难在南方地区招到老师。同时，哈工大在南方省份的招生分数线也明显低于学校的实际地位和水平。
另一方面，哈工大过去的发展重点是为军用工业输出人才与科研成果，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学校感到需要加强与民用工业的联系与合作，而学校偏居东北，远离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学校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可以来深圳办学的机遇。
长久以来，深圳对大学城有一个看法：研究生是按学科招生的且规模小，而本科教育是按地域招生的，按国家规定，大学所在地都保有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因此，深圳市希望三校能够把本科教育也在深圳办起来，让本地学生能够上得了家门口的名牌大学。
举办本科教育，对学校也有实际好处：可享受本地院校同等待遇，也就能够解决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因此，办本科教育，也是海闻一直希望实现的目标。
然而，北大对此却有疑虑，因为办本科难度特别大，要求课程、师资、实验室等体系都必须完整，如果做不到，就会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下滑。其次，鉴于一些历史经验，新校区的录取分数往往低于本校区，造成两个分数线。而这两点在北大看来，都是有损自身品牌的事情，因此积极性不高。
但海闻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的一流大学需不需要异地办学，不是一所大学自身的事情，而是事关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确实不在外地办学，那是因为美国像哈佛这样的一流大学，起码有十来个，而中国的一流大学太少，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稀缺的。
北大、清华每年只招6000名学生，但实际上现在国内要求上一流学校的需求很大，远远超过了这一数量。这也是为何国内很多优秀高中生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上大学的原因。“一个大学的品牌，不像办企业那样，可以迅速崛起。因此，一流大学办分校，更容易达成目标，北大深圳校区完全可以办成跟本部水平不相上下的新校区，照我的设想，如果北大定位为中国的哈佛，那北大深圳就是中国的斯坦福。”海闻说这个话的时候充满激情。
深圳市几年前确实曾邀请清华、北大、哈工大三校在深圳拓展本科教育，但当时只有哈工大接了橄榄枝。2009年，深圳市与哈工大签订了办本科教育的合作备忘录，不过此后曾一度陷入僵局。2013年，哈工大经过进一步思考与讨论，最终消除顾虑，下定决心来深拓展本科教育。2014年4月，哈工大(深圳)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尽管北大与深圳市也签署了关于展开本科教育的备忘录，但目前进展依然较慢。
2016年以来，哈工大使用本部的招生代码已经为深圳校区招了两届本科生，情况出人意料地红火。谈起这些，姚英学乐得合不拢嘴。他说，按照校方的预期，新校区第一年招生，录取分数线不会太高，可能会比本部略低，但最终的录取分数线竟与本部持平。到了今年，深圳分校一些热门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甚至高过了本部。在教师招聘方面，一些人才不愿意去哈尔滨，但听说是深圳校区，就乐意过来了。
对于深圳校区与本部的关系，姚英学表示，这个说不清，大约是介于一个二级学院与一个独立学校之间。新校区的权限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二级学院，是独立法人，独立核算，校本部对其没有干预，只有监督。
“一流大学之窗”
“深圳再办个8所、10所大学都不嫌多。”尽管北大深研院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但海闻对深圳高教发展潜力还是信心十足。这是因为，作为经济总量长期居全国第四位、实际居住人口高达2000万的深圳，其拥有的高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深圳市教育局在书面回答《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近年来，深圳之所以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将高教发展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是由于深圳高等教育仍然薄弱，与国内外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与城市经济地位不匹配，特别是整体规模偏小，缺乏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层次偏低，创新能力也较弱。
根据深圳市教育局给出的信息，深圳现有高校13所，除了深圳大学城里的三所高校以及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以及3家职业技术学院和一所广播电视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已有的高等院校中，有7所为外地或境外大学在深的异地办学校区，所占比例超过一半。
如果说，2000年的深圳大学城建设是深圳的第一波合作办学热潮的话，那么，眼下深圳正进入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一个新阶段。
在深圳市的10个区中，有8个区都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计划”。拥有深大、南科大及深圳大学城的南山区，是深圳高教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据《蛇口消息报》报道，2016年，南山区又接连签署协议，引入北大深圳校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校区，以及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合作办学项目。南山区区长王强透露，上海交通大学也将在深圳设立校区，选址也在大学城所在的西丽附近。
在深圳，能在高教发展领域与南山区势均力敌的就是龙岗区。该区副区长黄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深圳市较新成立的一个区，龙岗是深圳的产业大区，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2016年以3177亿元的GDP总产值居深圳市第三位。为了给未来产业发展提供高科技支撑，龙岗区也坚持走中外合作办学之路。
目前，龙岗区已有3所大学，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从2014年开始招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将于今年启动招生；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合办的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计划于明年招生。此外，龙岗区还拟办吉大－昆士兰大学、哈工大与澳洲一所大学合作的国际太空科技学院，以及同济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合办的设计创意学校。
黄惠波表示，相比深圳市其他区，龙岗区办高教的优势在于拥有较为充足的且基础设施成熟的土地。
另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国内高校也正在与深圳洽谈或筹备合作办学事宜。
不过，在深圳市教育局的官方口径中，除了已有的13所大学外，正在筹建的大学只出现了北大、清华、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湖南大学罗切斯特设计学院的名字。
对此，深圳市教育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涉及到部属大学的异地办学项目，都需要上报教育部批准才可实施，在此之前不便大肆宣扬。对于已经确定的办学项目，其经费及运作机制并不会直接拷贝深圳大学城的模式，而是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
由于哈工大在深办学取得了成功，国内不少有异地办学想法的大学都来学习取经。最近，上海某著名高校也打算在深圳办学，因此来咨询姚英学的意见。姚英学却给对方浇了盆冷水，“哈工大之所以要来深圳办学，是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本校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制约了其发展。而他们在上海，资源丰富，财力雄厚，根本不需要来一个新地方重起炉灶。对于吸引教师和学生来说，深圳之于上海也没有比较优势。更何况，在一个新地方克隆出一个学校来，最快也需要10~15年，到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在上海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了。他们跟清华、北大来深圳办学一样，没有实质性意义。”
张祥云也表示，如果要对当初的深圳大学城有什么反思的话，那就是深圳应当对究竟要引进什么样的学校考虑更加周全。他认为，也许深圳并不需要寻找那些最顶尖的学校，而是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地处偏远的欠发达地区的名牌大学，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是因为，那些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资源，并没有内在需求去异地办学，它们反而更多地对于办分校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而那些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大学，由于受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限，会有摆脱困境的冲动。它们来深圳，往往能够踏踏实实地办学。
对于深圳高教事业的高歌猛进，姚英学持赞成态度。但是，他想告诉那些国内高校，“千万不要想着来深圳圈钱、圈地，只有那些来了之后能真正提升自身品牌实力的学校，才能把异地办学办好。”
对于深圳发展高教的路径，有人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深圳曾把全国的风景名胜集中在一起，建了一个“锦绣中华”；又把全世界的著名景观模仿了一遍，建了一个“世界之窗”；现在又要搞一个“一流大学之窗”，这样做是欠考虑的。一个理想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像一个森林生态体系，什么类型、什么层次的学校都有，而不是个个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海闻则表示，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圳，乃至整个广东，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洼地。深圳特区其实也很像美国的加州，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文化的沙漠。“100多年前，斯坦福大学也被人看作是野鸡大学；20世纪60年代前它还默默无闻，而今却成为西部的哈佛。办大学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政绩，至少要给它20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短期来看，引进外面的学校来办学，见效快，但长期来看，还是需要深圳自己办大学。”
与海闻有同样眼光，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人士都认为，深圳需要大学，深圳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应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深圳，必将成为中国南方新的高等教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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