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一旦考上名牌大学，就注定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吗? 以往这个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最近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则新规定引发各界热议。原来，不是考上了就一定能顺利本科毕业!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发布的 《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科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普通本科生学分不达标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入专科学习;达到专科毕业要求后，按专科毕业。
这项“本降专”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一种本科教育淘汰制度，一方面保障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另一方面为那些不能顺利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本科教育的学生淘汰是一种全球通例?
纵观全球，高水平大学保持本科教育一定的淘汰率是一种通行做法，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大学及其专业的教育品质。
美国常青藤盟校等名校的本科学生淘汰率平均都超过20%。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800名左右本科生，平均要淘汰200名左右，淘汰率约为25%。加拿大的本科学生淘汰率在15%-20%左右。英国大学的平均淘汰率约为8%-12%。俄罗斯大学的平均淘汰率约为8%。
本科教育阶段实行一定比例的学生淘汰，在我国教育历史上一直存在。1928年至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西南联大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学生就只能要么申请转系，要么自动离校，西南联大的总体学生淘汰率达到惊人的50%左右。如此高的学生淘汰率固然跟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系，但西南联大的高学业标准和学校对淘汰制度的严格执行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这在历史文献和校友口述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也正因此，西南联大毕业生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目前来看，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淘汰率约为1%左右，部分顶尖大学的学生淘汰率也不过5%左右。在现实当中，部分大学“老师随便讲讲，学生随便听听，轻松拿个学分，大家开开心心”的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学生做不到自主、自律地努力学习，却期待教师能够“放水”让自己过关，还会指责那些严谨、严格的老师“不厚道”。一些大学看似还不错的考试分数背后是老师降低了学术标准和要求，分数的畸形膨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种虚浮现象。
“本降专”，为淘汰学生提供新的“出路”?
很多学者都对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宽进严出”和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做过反思，也普遍认为“严进宽出”是造成中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我国大学存在着非常紧迫的学生淘汰需求。
在我国，高考被视作人生第一大考。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就会被贴上“成功”的标签。学生一旦进入名牌大学，也就被家长、家族寄予厚望。但是，由于高中阶段学习的应试训练现象非常普遍，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方式、考试内容都是被精细安排的。这导致他们的学习模式缺乏主体性、主动性，并且在长期的高压应试训练中失去了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
进入大学之后，整个学习模式跟高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整个高中阶段同一时间内只需要同时应对的课程数量比较少。进入大学以后，一年级、二年级往往需要同时学习10-14门课程，其中部分理工科核心课程的学习难度非常大。其次，高中阶段学习和训练内容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而大学课程的学习模式、学习内容和评价标准都是多元化的，学生在课程选择、学习时间安排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第三，高中阶段整个班级都处在一种目标完全一致的高强度应试氛围之中，而大学里的班级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不同学生在学习目标、学习方式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
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两重天”的学习模式。有时候，在高中阶段能够在应试训练上取得很好表现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后如果缺乏自主和自律，不懂得如何探究和合作，第一年的学习和生活就会尝到苦果。在很多重点大学，理工科核心课程的不及格率达到20%-50%，累计若干门课程不及格之后就要被迫降级学习。不及格学分数累计在高位徘徊达到一定时间限定就会被通知退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大学对不合格学生进行淘汰的内在需求。不少知名高校的理工科专业都汇集了一批五年级、六年级生，这些学生往往坚持到最后，也拿不到学历、学位证书。
华中科技大学“本降专”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出口”，给了淘汰生一条新的“出路”。
本科教育的淘汰制度该如何设计?
实际上，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并不缺少学生淘汰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学本科教育中严格执行淘汰制度为什么那么难? 为什么原本不达标就理所当然应该淘汰的政策会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干扰和影响?
首先，学生一旦被淘汰，重新起步的成本太高，整个社会还没有给淘汰生建立起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和环境。学生一旦被淘汰，再次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学习的成本非常高，往往都必须付出重读高三、再次高考的高昂成本。
其次，当学生和家长面临被“淘汰”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一旦淘汰真的落到学生头上，就会出现各种求情、闹剧、“放水”。不少家长找到学校就愤怒的质问一句话：“高考成绩那么优异的孩子交到你们手里才一年(两年)，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大学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普遍认为在严苛应试训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缺乏自主、自律，客观上大学教育也不可能按照“高中化”的模式来对学生进行培养，所以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大学出现学业滑坡是“注定”的事情。严格执行标准的教师则会被冠以“关公”的恶名，学生在今后的选课中就不再选他们。个别教师还会遭到学生和家长的无理攻击。此外，也有不少学生在这种巨大落差之下产生心理问题，大学出于维持安全、稳定的考虑也不得不给学生“放水”。
笔者认为，学生淘汰机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杠杆。严格执行学生淘汰制度不应该成为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应该成为新闻。
高水平大学应当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执行严格的学术标准，入学的学生中必然会有一部分因为学业表现不合格而毕不了业，并且要将这种“本科教育注定存在淘汰”的观念在招生过程中就传递给学生。学校应该在本科教育质量公报和年度统计公报上向全社会公布近五年的学生淘汰率。
高等教育系统应当进一步架构起淘汰之后的“出口”和“出路”。目前，部分高校除了选拔性的学业优秀学生申请转专业制度之外，也建立起了“专业学习不适应”学生转专业的机制，这就为在专业内部淘汰的学生提供了缓冲。
事实上，优秀学生考插班生的制度在部分院校中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应当研究面向被淘汰学生、建立转学的“申请-考核”制度。为这部分学生在被本校淘汰之后，还有机会留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学习创造制度安排。此外，部分高校为淘汰学生提供了保留修读学分的政策，当他们被淘汰后选择再次通过高考进入学校时，所有获得过的学分都是被承认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安排。被淘汰的学生还可以通过成人教育、开放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途径接受高等教育。
社会接纳的是有学力的人，而不只是有学历的人。而在形成淘汰是一种“必需”的共识和求学“立交桥”构建起来之后，就应当要求教师和教务管理部门严格执行淘汰制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华中科技大学的“本降专”制度正是该校进一步严格执行淘汰制度的前奏。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