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右二）在清河毛纺南社区做问卷调研。资料图片
议事委员们在阳光社区联席会上表决。
阳光社区阳光学堂摄影班学员们春节写福。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面对社会真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
“小院不大五道口，院内道路院外走。院内放着院外车，院内跑着院外狗。院外用厕院内建，院外垃圾院内丢。”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阳光南里社区，长期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社区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社区兴，则社会有活力。这一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带着他的团队，以清河为实验对象，开展了一场“专家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面对社会真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李强说。
“一些方案高大上，但居民说不实用”
2016年4月24日，阳光南里社区地下活动中心不到30平米的空间里，聚集了30个家庭70多名成员，有老人，有孩子，也有年轻的夫妇。
这一次，他们不是来玩亲子游戏，也不是来学书法、跳广场舞，他们是来做建筑设计的。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团队的带领下，发挥想象，设计自己心中的“三角地”。
“三角地”是阳光南里社区入口处的一个三角形小花园，两侧为进出车道，小花园也就成了隔离带。由于常年无人养护，居民常常在这里遛狗，到处埋伏着‘地雷’，几乎无处下脚。”刘佳燕这样形容“三角地”遍地狗屎和垃圾的现状。
社区楼房密度大、人口多，车来车往，老人们无处可去，只好沿着路牙子溜达，危险频发。“能不能有个地方让我们停下来歇歇脚”“能不能有个地方让我们坐在一起唠唠嗑”成了居民的强烈诉求。
“国外的公园更多的是公共活动空间，是人们交流、交往的空间，而国内公园大多是为了增加绿化率，很少考虑人的需要。”刘佳燕认为，应该通过社区空间改造，让居民重新认识社区，认识家园。
谈小燕是李强的博士后，在清河街道办挂职主任助理，是“清河实验”的总协调人和具体执行者。以“三角地”改造为载体，谈小燕带着团队对居民进行访谈，组织居民讨论，开展建筑设计活动，将居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三角地”改造上来。在居民参与下，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美术学院一共设计了6套方案，供居民选择。
“一些方案很现代化，高大上，但居民说不会用、不实用；一些设计在我们看来很一般，但居民却认为很贴近社区。”谈小燕说，居民自己选出来的方案，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三角地”改造活动，实现了李强最初预设的3个目的：一是让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的社区，摆脱事不关己的心态；二是培养居民自治能力，自己动手改造家园；三是达成共识，培育社区归属感。
改造“三角地”只是“清河实验”的两翼“社会组织体系实验”“社区环境提升实验”中的一翼。
厕所、垃圾、停车是南里社区长期悬而不决的三大难题。解决问题只是第一步，打造“幸福社区”，李强和他的团队以清河为样本，在下一盘大棋。
“人们防备心很重，连问卷都不接受，更不用提入户访谈了”
清河是一块有历史的“宝地”。
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曾在这里做过一次著名的“清河实验”，改造农民，建设乡村。尽管实验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不得不中断。
但李强选择清河，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现实。
“清河，是中国社会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缩影。”李强说。
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地区，今天的清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田消失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人口十分密集，在9.3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集聚的人口有17万多，其中外来人口有9万多，人口“倒挂”严重。
除此之外，社区类型复杂，既有高中档商品房小区，也有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还有旧的“单位社区”。在人口构成上，中高档小区橡树湾居住人群多为高科技人才、商人、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而其他一些小区则居住着老城区拆迁迁移的老居民、外来打工人口等。
“地理环境复杂、居民复杂、社区属性复杂。”在李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社区都发生了极大变迁，清河变化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从社会学上讲，清河是开展社会治理的最好样本。”李强说。
谈小燕从本科到博士后一直在做社区研究，一年也会数次进入社区做调研，但真正实践起来，谈小燕深刻体会到了研究与实践的区别。“社区营造非常复杂。而清河，尤其复杂。”
2014年6月“清河实验”正式启动后，谈小燕带着团队在橡树湾、毛纺厂和阳光南里社区做比较调研，仅在橡树湾社区，调研被拒率便高达60%。“忙，没时间”是最常见的借口，而“你们想干什么”则是最直接的质疑。
“人们防备心很重，连问卷都不接受，更不用提入户访谈了。”谈小燕感慨，难道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真的是人们想要的么？
于是，问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理想中的社区是什么样子？”
没有预设选项，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高档社区橡树湾、单位转型社区毛纺厂，还是在外来人口聚集的阳光南里社区，在统计576份问卷后，谈小燕惊奇地发现，“邻里守望相助”竟然成了人们首先想到的理想社区特质，其次是环境，第三才是设施条件。
“我们以为居民会要各种硬件，改善设施等，但事实上居民更看重的是邻里关系，守望相助的需求很强烈。”在谈小燕看来，这个答案有些出乎意料，但也预示着某种传统的回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层社区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空间形态上看，商品房小区、传统胡同、老旧小区、城中村以及农村等多样化社区并存；从人员构成上看，人口快速流动使传统的熟人社会日渐瓦解，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这一切，都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如果广大居民都积极参与，什么样的难题都容易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李强看来，这里有3个关键词值得推敲：社会治理、共建、共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而全会之后，使用的是‘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反映出政策取向和社会管理思路的转变。”李强分析，管理是单向度、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治理则呼唤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当下中国人口超过13亿，城镇化速度加快，单靠自上而下的管控，难度越来越大。而社会治理自身就蕴含了“共建”“共享”的特征。
“如果广大居民都积极参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难题，都会变得容易解决。”在李强看来，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建设与治理方面，全体老百姓“人人参加、共同建设、共同享用”。
在李强看来，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强大，“往往一管到底，承担了无边界的责任，而老百姓就处在等、靠、要的位置上，长此以往，社会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
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也导致了居民需求和政府给予的差别很大。李强认为，需要有一部分人代表居民表达诉求。
2015年1月，阳光社区居民议事委员应运而生。在近5000人的清河阳光社区，通过居委会推举、他人推举、个人自荐，最终从参加选举的17人中选出了10个议事委员。
哪些人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议事委员？社区议事委员又是干什么的？
对此，李强在《致首届社区居民委员会议事委员的一封信》中进行了解释：议事委员首先要有公益心，真正做到知百家事，解百家难；二是要有可靠性，能够稳定可靠地为群众服务；三是要有大局观，不仅要代表居民利益，也要积极配合党政部门的工作。
“分析委员们的特点，一种是单位退休的老领导，另一种是热心公益的社区精英。”谈小燕认为，在社区，他们不仅有威望，而且有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在于密切联系群众，获得群众信任，更在于能架起居民与党政部门之间的桥梁，推动居民需求转化为公共议题，并获得推行。
议事委员每月会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每月13日召开的例会，收集居民意见，讨论形成议题；另一次则是每月25日召开的联席会，在党组织、物业、居委会、议事委员和课题组的共同参与下，对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
自正式履行职责以来，从2015年3月11日到2016年5月25日，社区议事委员会共收到了21个议题，包括议事厅建造、自行车棚改造、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成立阳光学堂、无序停车等等，其中13个已解决，3个未解决，5个正在协商解决。
“目前议事委员基本实现了议的职能。”在谈小燕看来，在当前基层管理体制下，社区治理离不开街道、居委会。
这也符合“清河实验”的目的：创新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搭建平台，提供指导和帮助。
如果说，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委员是硬组织提升，那么建造议事厅，开办阳光学堂、读书角、讲座、沙龙，则是软环境提升。
2015年10月，线上阳光学堂开办起来了。随后，读书角、视频放映，全职妈妈沙龙、环保讲座等也都陆续铺开。社区居委会将办公楼里最大的一间会议室腾出，免费用作议事厅和活动空间。2015年，各种活动有超过2000人次参与。
“社区最不缺的就是资源，总有一技之长的人。”谈小燕解释说，我们的兴趣班都是社区居民做老师。“摄影老师是太极班的学员，太极老师是摄影班的学员。通过兴趣班，我们建立一个个小团体，让人们逐渐熟化，建立信任与合作。”
在谈小燕看来，社区营造绝不能以说教为方式，而应以活动为载体，活动中渗透着理念，“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积累”。
“陪伴社区成长，就像陪伴孩子成长”
在谈小燕团队的指导和培训下，议事委员的会议运作越来越顺利。
“仅针对规范停车一项，议事委员至今已开了8次会议。”在谈小燕看来，越难解决的事情，越要拿出来“吵”，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而一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
“小燕你告诉我，你们清华大学给多少钱？你们给多少钱我们就干多少事。”一名议事委员问谈小燕。
谈小燕说：“清华大学不给钱，全靠我们居民自己。”
“那不可能。”这名议事委员回应的也是斩钉截铁。
“有了议事委员后，阳光社区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居委会与物业关系比以前好了，事情好商量了，比如绿化栽种，阳光南里凉棚也建好了，小区停车位改造也在筹划中，我想今后我们小区各个项目会落实得更好。”议事委员姜百臣说。
“去年10月24日，阳光社区嘉年华活动深深触动了我。我在居委会工作有五六年了，总听到这样的声音：居民不爱参加社区活动。但这次不仅参与人员多，而且还完成了想要达到的目标。”居委会副主任康霞说，“可能我们以前的活动都是自作主张，不了解居民需求，居民不关心自然不会参与，如果出发点是放在居民切身利益上，让居民自己做决定，这样他们自然会感到是社区的主人，怎么会不积极”。
一年多时间，议事委员和居民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从质疑、怀疑到慢慢学习，主动参与，再到行动。“社区提升，关键是人的提升。”谈小燕说。
6月初，在对阳光社区南里进行人口调查时发现，500多户人家的社区，有空巢老人几十个，谈小燕提出能不能结对子，照顾一下这些老人。6月23日联席会召开前夕，议事委员已经为20对老人结成了对子。
“过去遇到事情，议事委员们总问我们该怎么办，现在遇到事情，议事委员们已经开始主动寻找解决办法了。”谈小燕说，观念转变是关键，不再等、靠、要，而学着自己解决。
在李强看来，在今天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最为弱小，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滞后，社会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就要从激发社会活力入手，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而社区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共建共享，还需要专业指导和漫长时间的检验。“陪伴、搭架子、建平台，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谈小燕说，比起资金支持，社区更需要陪伴和专业指导。
创新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议、决、行”完全由居民自主决定，但目前看来，“行”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而要让居民们动起来，资源仍是目前最大的障碍。
“资源主要掌握在街道手里，如果没有外部干预，社区很难自发成立组织。”谈小燕回忆说，曾有社区领导质疑：既然要还权，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社区？
“社区有钱会用吗？能用好吗？”谈小燕说，还权之前还需赋能，而现在“时机尚不成熟”。
维持社区自组织的运转离不开资金。接下来，谈小燕带着她的团队探索社区经济。清河有长期的毛纺业发展史，居民对毛纺特别有情怀。谈小燕计划两年之内，成立一个毛纺合作社。“从文化的角度做经济，留住居民的情怀”。
“陪伴社区成长，就像陪伴孩子成长，需要依照成长规律，尊重、引导、放手，这个过程更需要耐心和爱心。”谈小燕说。
“治理模式没有好坏之分，适合的就是好模式”
近年来，社区治理在台湾、日本已发展的较为成熟。中国各地也都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方法。在台湾，“社区营造”已经发展了20多年，并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陈梦萍是李强的博士生，在台湾有3年社区营造经验，目前在李强团队中担任助理。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差别，她认为，相较于大陆民众，台湾基层更有活力，民众更踊跃。
“都市人并不是说特别冷漠，而是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空间开展活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活动、创造空间。”陈梦萍认为，大陆基层有活力，但可能还未被激发出来。
陈梦萍介绍，在台湾，居民自己组织起来成为志愿者，在社区巡逻，维护社区治安，做环保工作、组织居民活动，使政府的压力大为减轻，居民自组织与政府是合作关系。
“如果需要清扫环境，环保自组织会跟地方环保局申请1—2万元的经费，更多的是居民自筹款，完全靠居民。”陈梦萍说。
而据她观察，在大陆地区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环境问题找物业，邻里关系找居委会，街道更是一个垂直管理机构”。
“总体来看，社区治理正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转变。”李强将社区治理概括为三大类型：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及社会自治。
政府主导，以厦门为标杆，居民参与共建、决策、评价，共同缔造美丽厦门。
市场主导，以深圳桃源居社区为翘楚，核心在于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成立的国内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以助力社区开展养老、文化、教育、体育、环保等事业。
而社会自治模式，以南京翠竹园社区最为成功，社区公益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50个社区俱乐部，通过互助会活动，实现了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
“不过，要注意到翠竹园社区之所以能够成立互助会，在于其高档小区属性，居民大多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富商，有资金有实力举办俱乐部活动。”李强分析说。
而“清河实验”则不属于任何一种，李强认为可以概括为“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相结合，开展创新继承社会治理的社会科学实验。
考察过厦门、南京、成都、台湾、日本等十数个地方，对比我国和台湾、日本等地的差异，谈小燕认为，“各种治理模式没有对错、好坏之分，适合地方实际的就是好模式”。
“不过，专家参与模式有自己的优势，高校专家学者有大局观，对中国的整个过去、未来和现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将来这个社会怎么可持续发展有自己的判断。”谈小燕说。
“社区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清河实验’探索出了一种政府、学者和社区协商合作的模式，是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海淀区社会工委社会办负责人说。（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29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