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下高等教育事业的探索与实践者——张腾霄
这两天，一名立遗嘱“不送八宝山”的百岁老干部的事迹在网络上流传颇广，不少网友为这位老党员和卓越的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而感慨、感动，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原书记、原副校长张腾霄。原来，2月14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官网发布了一条消息：该校党委原书记、原副校长张腾霄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7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此时大多数人大师生才得知，老书记张腾霄已经去世了。而张腾霄的遗体已于去世后一天即2月8日火化，甚至没有留给大家瞻仰缅怀的时间。之所以老书记的告别如此悄无声息，全是因为生前张腾霄曾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不发唁电，不送八宝山，学校和家人选择尊重老书记的遗愿。更让全校师生感怀的是，2月17日，学校正式上班第一天，资产处就接待了一位来办理周转房退房手续的“特殊”住户——刚刚逝世的张腾霄同志的家属，老人刚刚去世，家人便主动来交房了，老书记及家人的无私和自律着实令人敬服！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虽然走的平静，但张腾霄的一生却并不平凡。“七·七”事变爆发后，青年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参加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的学习。在这些革命的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献给了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他的教育人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努力探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影。
张腾霄始终坚持不懈地在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1949年12月，张腾霄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杜会主义新型综合性大学，承担了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政治教师的任务，设立了马列主义研究班，张腾霄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首任班主任。在研究班的工作中，他事必躬亲,精心组织，制定详尽的教学计划。短短几年时间，研究班就为全国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马列主义理论课师资和理论人才。他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作为办学重要任务，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学风问题是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在高等学校就是教学方法间题。没有学会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可能运用这种思想方法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要搞好政治理论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巴主义的普遍原理，更要善于结合新的实践经验，探求新的答案。既要敢于根据新的情况，修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个别结论，更要总结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腾霄始终把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50年代初期，他就撰文指出，“政治理论与专业课程是并重的，不可偏废，少数研究生一开始只想学习专门业务，忽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由于脱离了政治理论的指导，那些业务知识便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他始终认为，在教育工作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逐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更好地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在他看来，思想素质过关是培育合格人才的基础，“各系不论将来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学习什么样的业务，他们都必须懂得政治理论的科学，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积极地为新社会的实现而斗争。只有如此，才能把已学到的业务知识，自觉地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张腾霄始终重视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他很早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有政治理论课；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观点，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当然需要通过种种的方注，而政治理论课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体系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他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概述》一文提到，“以最先进的政治理论去武装学生，它占课程比重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是全部课程的灵魂。”同时，他也能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诸多问题，并不断加以改革和创新，使之真正能为学生认可和接受，195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的政治理论课最大的缺点，就是从理论出发多，照顾理论体系多，而没有从我们的伟大时代出发，从党的政策出发，从同学的思想实际出发”。为此，他率先提出，“要搞好政治理论教育，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扫除禁区”。
张腾霄始终注重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他提出，“作为一个人民的教师，要对学生负责，要在教育的全过程负起责任，不但要教书，还要主动负起育人的责任”。他认为教师在高校教学科研过程中要做到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他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指出，“在政治思想教学中,教师既要掌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又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变化；既要言传，又要身教，教师的模范作用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既要说服，循循善诱，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听学生的讲，又要看学生的行动，并有计划地让学生为社会服务，帮助军烈属做事等”。他意识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是一个重要问题，指出：“他们（学生）的头脑里有的还充滞着许多糊涂观念，需要我们加以澄清，有的积存着成系列的疑问，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有的蕴育着异常丰富的新鲜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发掘。不论是哪一方面，都对我们政治理论教师有所启迪，有所裨益。各种思想状况的存在，正是我们有针对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腾霄始终尊重教育规律，下大力气提升办学质量。他一直认为，教育要用理论来解释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并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1954年4月，教育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邀请全国财经、政法院校及综合大学代表参加，张腾霄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好评。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张腾霄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他不仅强调学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学生的生产实习或社会调查，并把它作为教学过程的主要部分来安排。他曾多次带领教师和学生做过社会调查，“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河南信阳调查组，他作为调查组的领导成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不料因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张腾霄对青年教师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苦读书，讲好课，能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的峥嵘历程，反复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反复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张腾霄作为由革命根据地高校培养出来、几十年如一日为党领导下的新型高等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教育家，不但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及其在全国高校中的示范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我国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办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经验启示。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从张腾霄一以贯之地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腰杆硬、底气足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办学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之路上走的更稳、更好！（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 李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