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地图35年，讲授地图26年，在地图世界里，他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朱良：地图人生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副教授朱良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地图世界。高毅哲 摄
每学年初，朱良都会举办地图藏品展。朱良供图
学生结婚的礼品袋上印着九段线，朱良很高兴。高毅哲 摄
朱良收藏的1937年版《中华建设新图》。高毅哲 摄
从办公室来到另一间屋子，原本聊得兴致勃勃的朱良，突然变得轻声细语。不仅如此，这位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副教授，还放轻了脚步。
这间屋子里并没有人。
但是这间屋子里，又有朱良最亲密的“人”。
他拉开外表已显陈旧的书柜柜门——依然是轻轻的，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把里面的物品捧出来。
那就是他最亲密的“人”。
那是一份份、一本本地图。最早的一本，出版于1884年，今年已经132岁。
他双手抚过100多年前工匠雕版印刷的封面、内页，一直重复着几个字：“你看，太美了，太美了。”
朱良，学习地理36年，痴迷地图35年，讲授地图26年。方寸之间，是他的世界，他的人生。
图画比石头更有温度
1980年，朱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
和如今很多学生报考专业的情形一样，朱良对这个专业其实一窍不通。上了一年学，面对一堆石头，朱良的内心是崩溃的。
那时老师经常拉着学生们去野外实地考察。经过一年学习，对地质构造那些东西，朱良还是搞不太懂。有老师指点着，他还能分清哪些石头是什么地质年代的，老师一转身，立马两眼一抹黑。
“地质构造上，需要积累的东西太多了。”尽管现在已经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副教授，对当时的窘迫，朱良依然记忆犹新。
转机在大二到来。那一年，专业开设了地图课，朱良很快被地图上花花绿绿的颜色、密密麻麻的符号吸引。
山川、河流、平原、城市，朱良的想象力随着地图的展开而延展。对朱良来说，图画比石头更具温度，更能为他的想象力提供现实的基础。他第一次对地理产生了兴趣。
随着对地图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朱良开始发现，地图的背后，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
现代交通技术越来越发达，脚步到得了的地方越来越多，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越来越多，但地图，总能告诉人们更多。
在那间连开门都会下意识小心翼翼的屋子里，朱良从一件有一米长的牛皮纸封套里抽出一套地图，打开。
这是著名的《世界海图集》。地图上，海洋水文数据密密麻麻，遍布世界上每一块海域。各类动线、矢符和深浅不一的色彩，勾勒出我们这个星球上海洋的海底地形、深度等基本面貌。
地图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字：苏联海军总参谋部编制。
这不仅是一份地图，也是一部沉默的历史。
“能在世界上每一块海域进行测量，考察，这需要何其强大的国力？你可以试着想一下苏联船只载着苏联科学家航行在全世界的画面。”朱良注视着地图。
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曾说：“在世界海洋地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超级大国，渐渐在这份编制超过60年的地图上，浮现出红色的余晖。
不仅是历史。
通过各种各样的地图，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地球表面各类资源的分布状况，还能够了解社会上各个事物的发展变化。
“就我们对事物范围了解的广度、内容的深度及其综合性来说，地图集时间、空间、定性、定量于一身，是一个非常高效、综合的科学作品。”每逢给新生上课，朱良总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讲授，“通过把各类信息编制成图，我们就能获得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空间状态和内容细节。”
一个上过朱良地图课的学生说：“借助地图，我们就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或者是多了一双能够放眼世界的千里眼。地图的确是了解超出我们活动范围之外空间区域的一个最佳工具。”
欣赏地图是一种享受
朱良的第一套藏品，是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这部地图集是中国大地图集的扛鼎之作，1965年由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出版。时至今日，依然代表着中国地图编纂的最高水平。
大地图集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或出版机构地图编制的整体实力，因此，朱良对各类大地图集情有独钟。
1884年，德国安德烈家族编制了《安德烈普通参考地图集》。1895年，英国泰晤士图书公司又出版了这套地图集的英文版，改名为《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此后，该地图集多次修订再版，到2015年已发行了14版。在地图爱好者心目中，《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是久负盛名的权威性极高的地图作品。
对这样的地图集，朱良自然不会放过。通过网络，他把1884年版的《安德烈普通参考地图集》和1895年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全部拿下，其中代价自然不菲。好在太太和儿子都理解他的爱好。儿子从澳大利亚回来，还特意带回一件澳大利亚地图题材的工艺品，让朱良很是开心。
朱良酷爱收藏地图及其制品的习惯，在学院也早已不是新闻，同事们、同学们出国访问或者外出旅游，经常会给他带回各种地图制品做礼物，或不远万里寄来一张别致的地图明信片。
其中一件印有精美古地图的领带来路颇为有趣。那天，朱良正在办公室，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院长杨胜天突然打来电话，要他马上到院会议室参加外事接待。原来，杨胜天发现来访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大气与地理学院副院长佩戴的正好是印有古地图的领带。他立刻想起了朱良，赶紧让他来和美国学者见面。
恰好朱良抽屉里有一盒富有中国特色的礼品领带，他抓起领带就走。在会议室，西装革履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地理学院副院长见到了兴冲冲赶来的朱良，当他听完这位爱好地图的中国学者希望和他交换领带的心愿后，欣然同意，当即从脖子上解下领带送给了朱良。
旧货摊也是朱良搜集地图的重要来源。赶上好日子，他常常跑到潘家园，不看别的，就看地图。
他从旧货摊上收了一套冷战时期绘制的军事地图。地图上，世界主要国家的海陆空军事基地、核基地、工业基地、战争潜力等图例和数据，一目了然。
“这哪是小打小闹的地图啊，这就是奔着全世界打核战争搞出来的地图啊。”至今看到这套地图，朱良都感到后背发凉。
30多年来，他的地图藏品已接近千余件。朱良说，自己从地图上收获颇多。
“我欣赏地图，热爱地图，并逐渐地收集地图。在这上面我能发现很多地图的故事，还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心灵感受。”朱良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朱良的追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地理教师。
有一年的国培课堂，朱良应邀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讲授《地图科学的创新发展》，他对地图学的发展情况，包括一张地图的编制、印刷都做了描述。个别学员不喜欢听，希望他讲些“实用”的，甚至有人故意问道“什么时候结束”。
来自河南的学员王云青当时就为朱良感到尴尬。然而朱良没有生气。在王云青的记忆里，朱良很平静地回答，组织方让他做这个讲座的目的，就是要开拓大家的眼界，地图学是每位从事地理教学的老师都应该有所了解的一门科学。说完，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讲得眉飞色舞。
王云青对此大为感概：“从他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了那种职业的神圣感。在别人对他的专业公然提出不喜欢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东西是神圣的，是对别人有帮助的，而且仍然会一丝不苟地做下去。”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朱良开始办展览了。
展览设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随着新生的报到，每个学年初，朱良都会把部分藏品搬出来。将近100平方米的空间里，墙上布满了挂图，靠墙一周的条形案上、中心宽大的台案上，依次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地图册、地图集。
朱良还会特意挑出大量地图题材的文化工艺品。玲珑的杯盘，熨帖的丝绸挂件，鼠标垫、笔筒、眼镜盒、钥匙扣……各类地图和工艺品种类之丰富、内涵之多样，常令前来参观的师生发出阵阵感叹。展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最开始只办一天，来看的是本院的学生，现在则变成了三天，参观者遍及全校。
从千件藏品中挑出几百件进行展览，并非易事。每次办展览，朱良前前后后都要忙好几天，光把东西搬出去收回来就要两天时间。
他不嫌麻烦，“这个专业不热门。好多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我得把他们的兴趣调出来”。
学生张筠还记得第一次参观展览的情形。有人找张桌子坐下，看看写写，写写拍拍；有人和好友对着某张地图指点江山，说到兴起却又怕打扰了其他人而安静下来。让张筠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飞扬的神采”。
张筠学朱良的《地图学》这门课程时，地图阅读的作业选用了一幅她生长的城市的市区图。这张地图的出版时间比张筠的出生还要早两三年。
“二十余年时光里，城市在不断扩大，一切都日新月异，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朝前走着。而停下来看看地图，则会感慨，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离最初远了那么多，繁华了那么多。”这份作业做完，听着外面的雨声，张筠写下自己的感悟。
学生李圣哲去英国留学，在街头报亭看见伦敦市区图，立刻买下给朱良寄来，并附上便笺：“这份地图也许代表着当地的某种文化。谢谢您带给我关于地图的热爱和地理的热情。”
这种人文情怀正是朱良想要的效果。他被拉去给师范生做讲座，起的名字就是《地理教师的文化与情怀》。讲座里，他不光讲地图，还给学生看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的美国国家公园摄影作品，给他们介绍纪录片《迁徙的鸟》。
在设在学院的个人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爱好：“地图是我毕生的事业与追求，集邮是我最持久的爱好，音乐是最令我沉醉的世界，摄影曾是我最投入的艺术，乒球是我最热衷的运动。”配图是一张熊熊燃烧的火焰。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他说。他拿出一本出版于19世纪末的法兰西地图集，手指抚过页面，感受着雕版印刷造成的凹凸感，微微眯起眼睛：“这种感觉，好像在和100多年前的工匠对话。”
婚礼上的九段线
2013年版的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是朱良最常向学生展示的地图之一。
该版地图的意义在于，其不仅清楚标注着钓鱼岛、我国南海疆域范围以及130多个主要岛礁，还首次将南海诸岛与大陆同比例展示表达，为维护我国海疆权益提供了更直观有力的证据。
2016年1月1日，新《地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国家版图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应当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使用正确表示国家版图的地图。”
这让朱良感到振奋：“地图是国家版图最常用、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公民国家版图意识的形成与深化，要通过长期系统的教育才能实现，地图正是这一教育工程的核心载体。”
朱良的千余件藏品中，一本1937年出版、封面泛黄的《中华建设新图》，是他收藏中的珍品。怕别人不小心搞坏，朱良用塑料封皮把它严严实实包了起来。
《中华建设新图》的定位是中学地图集，编者是白眉初——民国时期北师大原史地系系主任。这本地图集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审查通过，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我国在南海的疆界线用一个完整的连续线——即现在的“九段线”，正式标注在地图上。
因此，《中华建设新图》也成为学校最常来借的藏品。每逢有重要人物来访，学校便会联系朱良，把这本地图借去。
史地系是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前身，白眉初又是近代地理教育的开拓者，这让朱良很自豪：“这应该算是我们学校、我们系为国家疆域划定所做的贡献吧。”
国家版图意识，也因此成为朱良在教学中向学生们一再灌输的理念。说起这个，朱良有些激动：“有的媒体、包括现在流行的新媒体，在地图使用上，没有一点规范意识，甚至把国外的地图拿来用。我对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如果你们自己都打马虎眼，还怎么向大众普及？”
他忽然想起什么，弯腰，拉开文件柜下方的抽屉，一件一件的翻着里面的藏品。很快，他拿出一个红色布袋。
那是学生张卓栋和妻子结婚时，为宾客们准备的礼品袋。布袋上印着一幅中国地图，张卓栋夫妇的老家湖南、四川，各自标上一颗红心。“年轻人点子多啊，我跟他们讲过地图创意产业，他们就记住了，用到婚礼上了！”朱良挺得意。
然而他最欣慰的，是这幅中国地图旁边印着的南海疆域图。
在这对年轻人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没有忘记南海九段线。
朱良凝视着这个小方框：“这让我挺幸福的，我这个老师，没白教。”（本报记者 高毅哲）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