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批毕业生迈入职场。从校园人变成社会人，有些不适是难免的。一则新闻颇有意思，“叫姐别叫姐姐？喊哥还是喊老师？‘职场菜鸟’第一课竟是如何喊人”，如何称呼也是个大学问，遑论其他。大概“与领导的眼神交流频率”“会议上说话分贝的大小”“食堂打饭要不要帮同事递盘子”等，都可纳入“职场学”的范畴。
面对如许复杂且细微的职场学问，不少毕业生很难适应。或许在一些毕业生眼中，这些职场规则，与“虚伪”“荒唐”“无聊”画上了等号。在笔者刚毕业的两年，听过不少同学不胜其烦的抱怨，选择辞职深造、跳槽挪窝的人也不少。
可以说，职场的一些或明或暗的规则与默契，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与学生时代经验的反差，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里，它并非循着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前途远大的线性逻辑，而是一种通盘考虑的复合逻辑，好比能力固然重要，但人脉有时更为关键；工作成绩一骑绝尘，但有时还要迁就整体方案；自己表现极为突出，但还要平衡团队利益……对这种新规则的接纳，或许就是学生“社会化”的过程。
笔者无意断言“社会化”就是正确的，具体在任何一个小环境里，风气都可能有正有邪，不可一概而论。难以否认的是，大概“社会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背景，在任何单位都有自己的表现。这种社会化的人生体验，对于理想主义者总是有些丧气的。或许在他们眼中，世间万物总是要分出个正负黑白，哪能有“65%的正面”“32%的白色”呢？
但有时又不得不承认，理想虽然高远，但终究要从现实的路径上前行。《红楼梦》里有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启发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社会化”的意义。并不只意味着让理想妥协，它其实展示了一种人生的多义性，一种人生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一种“成功”的多重定义。
大概在学生时代，“成功”的标准是清晰的，成绩最好，亦或是体育最棒。在一个社会化的情境里，标准则多元了。它可以是技术出色，可以是组织周密，可以是协调顺畅，可以是为人厚道。社会化的规则，对应的是一个多义的社会，它是多元价值取向的复合。而那些乍看颇不适应的社会规则，也就能理解它的存在意义：那些多元社会延伸出的对人的评判标准，“会说话”“情商高”“热心肠”无不是一个社会人的价值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毕业生对社会化的进程或许不适应，但是不涉及原则问题，其实也不必过分排斥。大概多数人都无法逃脱社会化的进程，不妨将之视为自我意义的延展，在社会层面重新定义自我。
当然，这并非庸俗地说要与一些歪风邪气同流合污，毕竟在校读书这么多年，天地良心的界限还是应当分明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对社会规则适度地理解与体认，试着以更加多元的社会人身份参与社会建设。美国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曾对“认同”作出定义：“表示个体希望与影响施加者保持一致，而对社会影响产生的某种反应。我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方式能使我们与所认同的另一个（或一些人）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关系。”因此，对一些社会规则的接纳，也是人生进入社会阶段所不得不进行的姿态调整，是一种在社会网格中定位自身坐标的便捷方式。
社会化的进程，既是人生阶段的转变，往大了说，恐怕也是一场人生意义的哲学思索。它标志着人生已经不再由考试成绩作为全部意义，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一颦一笑之际，嘘寒问暖之时，人生的意义与乐趣也就在这些细微之处构建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