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自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贸易冲突持续发酵，全球经济波动加剧。美国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贸易不平衡和贸易冲突的根源。其观点具有代表性，值得讨论。华尔街日报2018年3月23日撰文：“即便是自由贸易的拥趸和国际主义者也同意，中国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限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损害了其贸易伙伴的利益”。
在讨论“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和贸易战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扩散和生产链分工。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同时，世界上的前沿高端技术，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这些国家是全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源头与动力。
那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到全球技术进步和发展的进程中去呢?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包括关键的设备，零部件，以及配套的生产设施。二是吸引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利用企业与企业间自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达成技术扩散。三就是中国被指责的“以市场换技术”，即政府出面与外资企业谈判，外资企业向本土企业转让先进技术，换取其在本国生产和销售的权利。
第一种渠道，进口资本品，是发展中国家在正常贸易环境中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方式。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发现，世界资本品的生产和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其他国家都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品，这些进口资本品对各国生产率进步至关重要。中国在开放初期，也从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成为我们制造业崛起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我们需要进口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前沿，这就触及了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限制。
著名的《瓦森纳安排》以限制军事产品和军民两用品出口为由，实质上限制了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必需的最先进光刻机就在受限之列。世界光刻机的研发和生产集中于美国，日本以及荷兰等极少数国家，中国能够进口的光刻机比前沿落后5年以上，而韩国以及台湾等地则不受限制。这种技术禁运严重抑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半导体行业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第一种正常贸易的渠道受阻，中国要想参与全球生产和分享技术进步，就必须指望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上讲，如能形成企业间自发的技术溢出，则无需政府干预也能实现技术分享。然而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间自发技术溢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即使存在其规模也很小。具体到中国，多个企业层级的实证研究证实，外资企业进入对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小，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溢出效应不显著。其中的原因有外资企业自发保护技术垄断地位的商业考量，也有发达国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战略因素。
面对技术禁运和企业自发技术外溢不足，中国只能政府出面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事实上，这种战略在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和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极其常见，而只有中国在近年来受到持续关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空间大，很多国际巨头企业也不得不参与其中，造成很大影响。第二是中国制造业追赶速度惊人，用市场换来的技术很快转化成自己的技术，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发达国际制造业造成的巨大的冲击。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很多先进技术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确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招致指责也并不奇怪。
然而我们从更广阔的国际技术分享和竞争的角度看，国家间的合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我最新的工作论文(王子，2018)当中，我构建了一个两国模型。在模型中，发达国家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际实施技术禁运，从而达到垄断先进技术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但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以市场换技术”来诱使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向其转让技术，通过跨国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实现对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共享。
在一定的条件下，发达国家技术禁运和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是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情况下唯一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对双方是否都有利?我的理论证明是，这种通过扭曲贸易和直接投资来争夺技术的均衡损害了双方的利益，如能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回到正常的资本品贸易，停止“以市场换技术”，则两国的福利水平都将提高。
当前国际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与发挥比较优势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技术的扩散和分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限制技术扩散，保持技术垄断对处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是十分有利的。但在资本全球流动和生产全球分工的背景下，这种技术垄断的企图是难以达成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通过扭曲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这种双方各自扭曲贸易来争夺技术控制权的状态并不符合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国际合作框架来协调各国的技术共享，促使各国放弃目前对技术扩散的种种限制，放弃“以市场换技术”的追赶战略，使得在全球化新阶段，各国共享全球技术增长，同时减少政策扭曲，增进福利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WTO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