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并作出“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的决策部署，为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尤其是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中外合作办学是高水平教育开放的重要内容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入，全球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也在不断变化，科学技术、工程实践和创新研发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节点，加速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教育作为科技、人才与创新的基础性支撑，应积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并由此进行合理的学科布局。

　　教育对外开放立足国内教育发展需求，运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外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路径，可优化我国教育规模、质量和供需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国内优质公共教育产品供给。而中外合作办学作为结合国内国际两种教育资源和两类人才市场的有效手段，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形成与我国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应被放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蓝图中加以考察，承担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在此背景下，《决定》作出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的指示。“高水平”意味着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提质增效的发展要求，不仅要重视要素流动型对外开放，而且要重视制度型开放，提升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能力。理工类合作办学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内容，需进一步立足国家发展需要，聚焦“高精尖缺”专业，扩大与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引入国外优势学科和教育资源，推动构建基础学科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制度体系，并推进教育制度型开放，以助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转型。

　　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的成就和挑战

　　自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以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办学规范性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底，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量达2356个，合作对象涉及900多所中方（内地）高校以及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所境外高校。其中，在吸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巴黎中央理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理工类院校来华办学的同时，相关专业设置也呈现增长趋势。2012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新增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到65%。

　　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面临挑战。在教学质量层面，部分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办学定位与教学目标需进一步匹配。在学历层次层面，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层次结构在不断优化，但硕博高层次人才培养仍待加强。在区域分布层面，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中西部地区中外合作办学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需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均衡发展。

　　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的未来方向

　　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推进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应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始终以扩大高水平教育开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重要使命，围绕提质增效目标进行相应的布局和调整。

　　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理念引导和政策供给。应始终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出发点，在吸引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坚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原则，正确把握中外合作办学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服务国家、区域和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初心和愿景。同时，需持续加强政策供给，不断完善包括认证、评价和退出等环节在内的全链条管理制度，加强制度型开放，为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

　　其二，优化学科布局，吸引更多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要优化学科布局，进一步聚焦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薄弱和急需学科，吸引更多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立足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引进国外高精尖理工科专业的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际先进学科建设经验，打造一批高水平、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优势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机构，强化基础学科建设。同时，应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通过加强学科间差异性和互补性论证分析，对学科专业发展进行科学布局，构建一流学科和高校生态群，以进一步发挥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其三，协调区域布局，加强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一方面，参考不同区域的发展规划和优势，引入与当地经济发展匹配度高的国外理工类院校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加强对当地重点行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升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应进一步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合作办学。西部大开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而教育均衡发展是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力。未来，应以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为抓手，向当地引进一批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以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和整体开放水平的提升。

　　其四，提升办学质量，推动特色化和高层次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深入发展。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应立足提质增效目标，推动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内涵式发展。首先，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需进一步提升办学层次水平，举办更多硕博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升中外合作办学对于高校学科建设的贡献度。其次，深化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课程改革，将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进行本土化改良，构建与中外合作办学使命、共建高校特点相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落实“厚基础、宽口径、促交叉、强实践”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理念，推动国外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特色化、高水平发展。最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政策评价制度，将政府、高校、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纳入其中，并综合运用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手段，在保证整体办学质量的同时，避免“一刀切”现象，从而培育院校内生性质量观，为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特色发展提供良性空间。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刘宝存系该院院长、教授。本文系2023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大都市教育发展战略与发展水平比较研究”[23JYA001]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4年10月10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