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教托育两行业
政策引导新发展
早教和托育主要是针对 0-6 岁婴幼儿提供家庭教育、早期教育、托育服务等相关产业。但早教和托育是两个行业，这不仅体现在行业属性上，而且体现在政策引导上。
我们所熟悉的早教多以课时制为主，是以亲子活动的形式对父母亲进行教育，是轻资产运营。而托育是为3周岁（含）以下婴幼儿提供的照料、看护、膳食、保育等服务，两者在受众层面明显有重叠部分。
近期政策颁布情况
2019年7月8日，国家卫健委于官网发布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
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全国政策层面推动早教托育行业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2017年底十九大所提出的“幼有所育”新要求后，2018年4月28日，上海市发布“1+2”文件着力构建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从增加服务供给方案、完善监管体系、充实从业人群、规范托育机构等方面提供诸多可落地方案。
政策的颁布其实是对整个行业的规范和调整，是对行业健康的引领。随着政策的相继出台，早教机构需要更快地反思，以国家标准代替以前的企业标准，甚至超过国家标准。政策出台后，政府会对不合法的培训机构进行整改和排摸，而小型的、不正规、不合法的机构将逐渐淘汰，整个行业面临一次洗牌。
场需求旺盛
品牌竞争加剧
政策的加速落地表明早教托育行业日益受到重视。行业的形成表明国内需求巨大，市场急需调整，增加供给。
在2016年和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和国务院儿工委做过相关的抽样调查。其中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在十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为：33.3%的家长有需求，而调研样本中实际的入托率为5.55%。2017年国务院妇儿工委在四省市的调查数据为：48%的家长有需求，而调研样本中实际的入托率为4.29%。
相对于国外，我国的入托率同样较低。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6年，OECD国家平均入托率平均值为33.2%，远高于中国。有10个国家的0-2岁儿童入托率超过50%，这10个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国家，其中丹麦的入托率最高，达到61.8%，韩国以53.4%的入托率成为亚洲儿童入托率最高的国家。
随着80-90后家长的素质不断提升，法律意识增强，对专业化的儿童照护服务需求与接受程度更高，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品牌的软实力、社区化运营、体系建立等方面。未来，目前行业的优胜劣汰机制将继续进行下去，品牌竞争更加剧烈。教学内容落后、管理粗放的机构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加盟模式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和品牌形象有利于品牌知名度的快速提高，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实现规模品牌效益。一些早教机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降低加盟商的门槛，甚至部分机构免收加盟费，而加盟商则因为后期运营能力薄弱，课程服务跟不上，从而无力维持机构继续下去，直接导致了频发的“跑路门”如近期的爱乐乐享事件、韦伯英语事件等。
早教托育机构
目前存在的问题
早教托育机构的成本分为两种，一是场地租赁成本，这类成本是可控的，二是人工成本，就托育行业来说，师生的比例较固定，0-1岁的师生比大概是1:3，可以节省的空间较少。
据了解，很多早教托育机构投资人前期盲目追求豪华，投入过多的资金在环境创制、装修上，不从孩子的内心的需求出发。不仅加大了前期的资金投入，并且由于教学质量的缺失，从长远的来说无法保持家长对机构的信赖。结果显而易见，没有后续的生源，没有持续的发展，结局必然是悲剧的。
借鉴国外经验
教育服务两手抓
早教托育机构要回归教育本心，遵从孩子内心需求。作为一个教育职业者，创业以使命感驱动还是以资本驱动，效果完全不同。只有建立高质量，高内涵的课程，高于国家的准入标准，才能产生优质的口碑，从而生存下去，形成品牌优势。
早教托育机构怎样迎合时代进行转型，是整个行业迫切思考的问题。要想避免被淘汰，存活下去，其中一个出路就是早教与托育融合经营，它有可能改善经营效率，具有更高盈利。其实，早教和托育的受众群体相同，内容相似，两者的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减少教室空置率，提高运营效率。另外，增加社区和家庭的粘性，可以减少大量成本，包括广告成本。
简而言之，政府在早教托育行业的作用日渐凸显。目前，相关的政策法规已经陆续出台，加大市场的规范力度。机构只有在合规办学的基础上提升运营能力，探索新运营模式来规避市场和政策风险，在这次时代变革中，脱颖而出。
